独自在家，凝望着窗外，不由得想起已离开我们七年的母亲。

母亲是个好学的人。

她童年跟随“拉胶皮”的姥爷在兴济镇，曾在教会办的学校识过几天字，少年时回村还进过扫盲班。由于不常用，她只会认，不会写。凭着这点基础，她边读边学边问，硬是能够流畅地看书读报。

我们各自成家后，只要一回娘家，她就把她认为有教益的内容读给大家听。有时会有错别字，当我们给她指出，她老人家总会“哦哦”地点头，虚心接受，还会默念几遍，增强记忆。

姥姥重男轻女，只让老舅上了小学。这件事给母亲留下怨怼和遗憾，不仅自己抽时间学习，弥补缺憾，还总是鼓励子女向学。她常说：“能上到啥程度，咱就供到啥程度。”

父亲也是个好学的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肚子还填不大饱，父母就订阅了《参考消息》。晚上，他俩在我左右边睡，边抽卷烟，边聊天，边看报纸。

那时，土炕周围墙上贴着过期的报纸。在炕上玩耍，躺在枕头上，边玩边看墙上贴的报纸认字，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一大乐趣。

我们家那时还拥有一台插火电的大收音机，那可是件奢侈品。

褐色的木头框，织得很密实的、带金丝儿的黄色布面前脸。两个旋钮，一个开关调音量，一个调台。但是，我们却不轻易打开，怕费电。

1976年，毛主席去世那天， 我家斜对面的鼓楼粮站借走了这台收音机。全体职工集体收听重要新闻。

母亲整天劳作，很少有闲工夫，经常边做饭边听广播。灶堂里，烧棒子秸呛人的柴火味、大锅烧开的白腾腾的水蒸汽味、和好的生棒子面味，搅在一起。母亲将手中金黄的生玉米饼子拍得“叭叭”作响。此时，收音机中正传来女播音员播报的“巴勒斯坦”“加沙”“以色列”等字眼儿……

这一切在一起似乎也并不违和，这些声色永久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上世纪90年代，我家有了电视机，每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成了母亲的必修课，也是她一天劳作后休憩的好时光。

亲朋好友也知道老人的喜好。有一次，我家电视机坏了，要搬到外边修一天。亲戚怕耽误老太太看当天新闻，就着搬来一台旧的，让她先看着。

母亲不大的房间里，桌上、床上常堆放着订阅的报纸、杂志，还有我们从各自单位捎来的过期报刊。

晚年，母亲不止一次感叹地说，每天晚上，拾掇利索，把水杯、烟灰缸、烟、打火机放到头前椅子上。钻进被窝，点上烟，戴上老花镜，半趴半坐地看书看报，是她一天中最悠闲、最幸福的时刻。

母亲就这样幸福着她的幸福，直到临终前两个月。母亲将好学的精神遗传给我们兄妹七人。无论年龄多大，我们都在不断地学习，完善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