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红妹

一部水浒传天下，谁人不识古沧州。《水浒传》极大地提升了沧州的知名度，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小说中的林冲发配去处，沧州也因此一度被不少人误以为是荒凉边野之地。

对此，沧州的学者纷纷作出回应。殷玉萍的历史散文集《水浒时代的真沧州》即为其中一个坚实、响亮而有力的声音。

作者整理、打捞、还原隐藏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以及各地方志中的资料，并将其用场景、故事、人物的形式呈现出来，借以告诉人们北宋时期沧州这方土地的真实样貌，以及这方土地上人的真实质地。

在历史散文的写作中，历史真实可以说是其生命线。作者可以适度地发挥想象，但也必须在遵循历史基本真实的基础上来进行。否则无论多漂亮的文字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者深谙此理。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为沧州正名之作，面对影响巨大的《水浒传》，更需把“历史真实”的文章做实、做深，因而在史料上着力最勤。

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作者披沙沥金，拨开历史的迷雾，从其蛛丝马迹中厘清、复原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展现彼时沧州之物产丰厚、经济繁荣、民风淳朴及地理不“远恶”。她落地生根的文字，将我们带回历史现场，还原了一个北宋时期真实的沧州。在这个意义上，《水浒时代的真沧州》可以作为一部乡邦文献，所保留的是关于这方土地的文化记忆，是这方土地上人们共有的精神财富，而这笔财富无疑会为沧州文化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源。

历史散文的写作，固然需要遵循历史理性，但它首先是散文，是一种侧重精神传达和情感抒发的文体，文学性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维。本书的文学性首先体现于其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历史素材成为作者建构文学想象的翅膀，她把史料化成了一幅幅可视、可感的画面，让我们触摸到历史的肌理、人物的血肉。其次，文学性还表现在文章的起承转合、行文布局上。散文结构是作者艺术构思的显性表征。阅读中我们会感到殷玉萍在此处可谓匠心巧运。虽然文中需要引用大量史料，并要尊重史实，但她写人、叙事没有平铺直叙，更不是史料的罗列，而是各种叙事技巧运用自如，大大增加了文章的魅力，提升了阅读的兴趣。再者，本书流畅平实又不乏优美生动的语言表达是其文学性的又一体现。像“秋风乍起，边路茫茫”“菊花盛开，秋风送凉，苏辙和自己的家人围坐在一起，把酒临风，心绪难宁”（《苏辙到任丘，赋诗赠友人》）之类，读来诗意盎然。而写沧州河间人、北宋名臣权邦彦，“他义无反顾地披上战袍，万丈豪情地驰骋疆场。与宗泽的并肩战斗，与金兀术的殊死拼杀，与秦桧的分庭抗礼，死守一座孤城的艰苦卓绝，拒不招降致父母妻子陷入敌手的忠义和惨烈”……这些句子，既流光溢彩，又力透纸背。

作者用文学的手法呈现史料，用文学的语言解读史料，让枯燥的史料活了起来，在富有历史气息的同时，又饱含人生情趣和现实感。

无论哪种体裁的文学写作，地域性主题的选择，往往流露的是浓厚的本土文化建构意识与鲜明的地域色彩。而自觉建构本土文化恰是本书社会价值之所在。历史叙事塑造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建构集体的、当下的、具象的、带有情感性的“记忆之场”。“记忆之场”又收集、记载过去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唤起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生活在沧州，工作在沧州，但似乎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座城市。读毕此书，再行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似乎多了一层懂得。这有点像子女看父母，最熟悉的人莫过于自己的父母，但未必真的理解父母，懂得父母，除非你能深入地、客观地探寻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我想，于沧州人而言，《水浒时代的真沧州》帮助我们实现了一次这样的唤起和探寻。让沧州人更懂得我们歌于斯、哭于斯的这方土地，和这方土地上的人；也让我们为这方土地的昨天而心生自豪，为这方土地的今天而倾情付出。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是记忆的唤醒，更是文化的赓续。阅读本书，感动作者对沧州这片土地、对沧州文化的满腔深情；佩服作者固守书斋、探幽发微的沉静。写作涉猎到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献资料，且用业余时间，在写作能力之外，精神的支撑和心理定力不可或缺。作者和其他研究地域文化的学人，常常让我想到一则佛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他们这种陀山鹦鹉的决心和情怀值得每一个读书人致敬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