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李树栋，任《无名文学》主编十二年。出版作品多部，其中《运河弯弯》获河北省作家协会第三届“金牛”奖。

我从小爱好文学，由于家里贫穷，父母年迈，无人耕作，我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我爱读书，好奇心很强。在农村没什么好书可读，就读些闲书。如《小八义》《大八义》《三侠剑》《七剑十三侠》之类。后来我上了高小，又考入了师范，1952年来到沧州上学，才知道书的世界是那么大。学校图书馆里藏了很多书，我像羊走进了菜园子，满眼都是好菜，这一口那一口，越吃越吃不饱。这时接触了赵树理、孙犁、巴金、老舍，也接触了巴尔扎克、莫泊桑、契诃夫、高尔基等，才知道这叫文学，这些人是举世闻名的大作家。那时，新华书店是开架售书，我每个星期日，就到书店去“蹭书”。找个角落，或蹲或站，一读就是一天。穷学生身无分文，只有想这办法，才能读更多的书。

那时，刘绍棠、从维熙等在《天津日报》发表大量作品，我就找《天津日报》来读。对这些青年作家，我很钦佩。觉得他们能写，我也能写，也要走文学这条路，当作家。

什么叫文艺，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生活和创作的关系，我那时是不懂的。师范学校有个老师叫杨玉明，他虽然不教我们语文，但写得一手好诗，那时他就在《河北文艺》发表诗作。他知我爱好文学，就送我一本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叫我好好读读这本书，这是我们的方向。我按老师的要求读了，才知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唯一的源泉”。我才知，我的爱好，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当时，我刚入党时间不长，觉得作家是共产党员，就更得按党的要求去做。

1961年，我在《河北日报》“布谷”副刊头条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这就是以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中的《饲养棚里的新事》。因我生长在农村，对养牲口内行。“马无夜草不肥”，这是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怎么给牲口接生，怎样喂小米粥，多下奶等等。我因懂得这些，才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因我写出了以《饲养棚里的新事》为代表的一系列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1964年被调入沧州日报社当了记者。

文学创作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得到了生活的恩赐，又写出了《黑牛》、《盐碱滩上扛旗人》等小说和报告文学。

我的家在农村，原先工作的时候，每星期都得回家，这是最好的深入生活。一到家，这家那家发生了什么事，哪个老人过世了；村上又打了几眼井；苹果受了什么虫害；麦子受了黄丹还是黑丹……这些农事和活动，我都知道，都和我息息相关。每到雨雪天气，心中就像长了草，生怕我的家乡张官屯雨下得过大，涝了庄稼；或雪下得太小，冬小麦得不到足够的水分，明年减产。我关心我的张官屯，也关心我的父老乡亲，我和他们血肉相连，我要写他们，他们太不容易了。尤其是近些年，党的农村政策深入实施，使他们一步一层天，住上了大砖房、开上了小轿车。我要写出老一辈农民的悲苦，新一代农民的欢乐，写出他们的心声。

我从小在运河边长大，前些年出了三本书。这三本书，都没离开运河，一本叫《运河弯弯》，一本叫《运河风水》，一本叫《运河情思》。《运河弯弯》还获得河北省文联和作家协会第三届“金牛”奖。近些年又整理出版了《李子作品选》，其中所涉及的人物，除了我的左邻右舍，就是我的爷爷、父亲等亲人。

我是喝运河的乳汁长大的，我每拿起笔来，就想起我的运河，我的故乡。《羊》《啊，干枯的河》《破枪》《乡戏》《瞎二的婚事》《二小还乡》等等，都实有其人其事，有一个具体人物在那儿，我只做了一些艺术加工，就成了一篇篇很被同行看重的作品。我这人性格实在，写作品也实在，有塑造的成分，但塑造得合理合情，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作品不真，一看是假的，也就谈不上善和美了。

1971年，我在地委宣传部工作。奉命到献县四十八村采访，写了《千年泛区展新颜》，首发于《河北日报》，后选入1972年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成为初中生的教材。

写书不易，写出典型来更不易。书写出来得叫人看得下去。我虽然出了几本书，可是连一个典型也没创作出来。一个作家如一辈子能塑造出一两个典型，那就很不简单了。河北作家张庆田同志曾说过：“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可到了生活中，不见得深入了生活；深入了生活，不见得能认识生活；认识了生活，不见得能表现生活；表现了生活，不见得表现得更加完美、典型。”这段话，他说得很精彩，我十分赞同。写作这一行，太难了，比干别的事要难得多。话说回来，如不难，世人不都成作家了？近些年，我在《天津文学》《长城》《天津日报》《燕赵都市报》《散文百家》《今晚报》《小小说选刊》等多家报刊发表了多篇小说、散文。随着年龄的增长，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生活每有触动，二三千字的散文，挥笔即可成篇，确实不是很费劲儿。但也有的题材不好写，得写好几遍才成，真是绞尽脑汁，又苦又累。不管多难、多苦，我也要干下去。我相信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去做，就会写出好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