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搬迁,家具更新换代多次,但一张木板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一直伴随着我。这些东西是母亲给我的嫁妆。
在我们老家,父母若是培养女儿读了书,就不再为女儿结婚生子花钱了。我老早就知道这个规矩,结婚也没做丝毫指望。反正先生家里更穷,谁也不会计较谁。我们就打算把两张单人床拼在一块算了。
母亲知道后流下了眼泪:“哪有读书人这样不顾脸面的!”
母亲执意给我弹了6床棉絮,置办了4套床上用品,又催促父亲给我打家具。这让父亲很为难。家里新盖了房子,根本没有多余的木料啊。
母亲拉着父亲来到后院,用钉耙刨开棉梗堆,几截粗壮笔直的木头就露了出来。母亲是如何积攒和收藏这些木料的,我不得而知。只记得母亲说,姑娘的嫁妆就是自己的脸面。
用这些木头,父亲给我做了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就是靠这些简易的家具,我度过了结婚后那段最拮据的日子。也在与先生发生口角时,更加理直气壮。
生了儿子后,娘家抬来一个摇篮、一张凉床、一个沙发,这于我已是喜出望外。当晚,先生交给我500块钱,说是母亲给的:“妈说你的手冬天容易冻,叫我们买个洗衣机。”
洗衣机不是大张旗鼓抬来的,我就知道母亲给的钱一定是瞒着父亲的。娘家新建了房子,弟弟还在读书,父亲是没有心力管我的。
在九十年代初,这500元对于我们家,可是一笔巨款啊!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从来不管家里的收支。她的钱从哪里来?
后来知道,这其中的200元,原是我给母亲治病的。母亲总是咳嗽,我给200元要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她连医院的门槛都没进,硬着靠自身的免疫力挺过来了。还有300元,是她向三个舅舅借的。说是准备在农闲时去给别人“做小工”还钱。
所谓“做小工”,就是给做房子的人家提灰桶、挑砖、扎钢筋。一整天忙下来,10块钱。我坚决不让母亲干这种又脏又累的苦活,我说:“这300元由我来还!”
我开始当班主任、写文章、编资料、参加各种有奖比赛。一年内,我不仅还掉了舅舅的300元,还攒下了2000元。在儿子周岁的时候,让娘家风风光光地给我抬来了一台“熊猫”牌彩电。
母亲58岁时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此后的几年,都是跟我们过的。我竭尽所能对她好,但她总说自己活得没有脸面了,“没靠金墙靠土墙”。后来,弟弟打工一回来,她就跟着回去了。
2014年农历四月十九凌晨两点,母亲停止了呼吸,享年65岁。我给她梳头、洗脸,给她穿上缎面夹袄、绣花布鞋,这是我为她维护的人间最后的脸面。
如今,母亲的祭日将至,我在模糊的泪光中祈祷,愿天上那个世界里没有疾痛,愿母亲在父亲的怜爱下,脸面如花、心情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