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让你我相聚在直播间，要是今天我们没有连线，那这个世界上可能又多了一个伤心欲绝的女人。”近日，在某平台直播间里，一位自称能够解决家庭、婚姻、亲子关系问题的男主播（粉丝称其“老师”），正“深情”地开导一位连线诉苦的观众。这名观众对老师的开导“感激涕零”，当即表示要把自家经营的玉石以“低价”卖给老师的粉丝们以作回报。

在老师的号召下，直播间的观众纷纷出钱抢购这款低价玉石，来自江西的王婷的母亲便是其中一员。王婷告诉记者，母亲就像着了魔似的追随这位老师，两年时间不到，“我妈已经掏光了她自己10多万元的积蓄，换回来的只是一堆次品和破铜烂铁”。

花掉大半辈子积蓄

破铜烂铁都没要到

对此，上海的张剑感同身受——自己父亲的钱被人白白地骗走了，花了大半辈子积蓄的老人连破铜烂铁都没见到。张剑的父亲退休后便迷上了直播，在女主播的教学下，平时跟人打字聊天都费劲的父亲竟完全掌握了直播打赏的方法。在女主播的甜言蜜语之下，一年内，父亲竟心甘情愿地刷光了50万元的养老钱。

面对在直播间一掷千金的父母们，王婷、张剑都踏上了维权之路。然而，想为上了年纪的父母维权并不容易——平台虽有禁止未成年人充值的规定和给未成年人充值行为退款的操作流程，但针对老年人群体却缺少相关规定。让老人家属感到更难解的问题，是如何帮助老人戒断对直播和网络的沉迷，让他们的生活重回正轨。

受访专家认为，老年人被诱导打赏主播，既有他们为找到情感寄托而甘愿付费的因素，也有孤独生活拉低他们心理防线的因素，还有短视频平台缺乏类似青少年模式的预防机制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家庭和子女给老年人应有的关爱，也需要短视频平台加强监管，针对判断力弱、认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设置相应模式，让老年人远离大额直播打赏。

直播给足情绪价值

老人痴迷像着了魔

有子女将直播间套路的证据摆在了老人眼前，可为何他们还是不相信，还会心甘情愿地掏空大半辈子的积蓄在直播间打赏、网购？

在王婷看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母亲对主播太痴迷。

“她每天看直播比上课还要认真，准时拿着手机，又是哭又是笑，情绪完全被主播掌控了。”王婷说。她还发现，母亲积极地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起了这位“正能量”主播，不断和大家讲述着这位主播的“善举”，“她已经完全认为自己在直播间买东西是既能行善又能买到好东西的好事儿了”。

王婷告诉记者，自己曾为了维权建立起了名为“抵制网络行骗”的群组，她发现，在直播间受骗的老人中，大多被主播用感情牌套牢。

“有的主播自称是‘心理学老师’，甚至自称‘希望导师’，套路都差不多，先是声称宣传正能量，帮助连线的人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后，连线的人为了答谢‘老师’，表示愿意在‘老师’的直播间低价出售商品，从而诱导老人们抢购。”在与受骗者家属的交流中，王婷发现，这些在常人面前容易识别的“套路”，在老人眼里却成为能够引发共情的感人故事，“他们现在对这种主播非常崇拜，子女怎么劝都不听”。

梁州是社交平台上的一位知识型博主，曾在一家多频道网络机构任职。在梁州（化名）看来，老人们沉迷于直播打赏、购物，不能将责任全归咎于主播。她说，最吸引老年粉丝的还是主播提供的情感价值，而这种价值往往需要金钱支持。

梁州曾注册过匿名账号，登录一个老年人集体连麦聊天的直播间，发现聊天内容其实很寻常，无非是“今天喝的什么茶”“路好走不好走”“下雨了，千万别出门，鞋子会沾上泥”……

“这些话，很多老年人在家里肯定听不到子女说。”梁州说，但他们需要这样的陪伴，不少家庭忽视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建议设置退款机制

加强资质内容监管

张剑等人一直在寻找让沉迷直播间不断打赏的老年人“刹车”的办法，比如借鉴青少年模式，由短视频平台设置老年人充值退款申请区，专门为认知能力衰退的老人解决退款问题。

受访专家认为，与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打赏限制机制相比，平台对老年人直播打赏做的工作还比较少。

“网络直播及营销活动确实导致了冲动性消费及非理性打赏，在没有完善法律规制的情况下，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应该担负起与其盈利相对等的社会责任，建议对判断能力弱、认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设置相应的退款机制，在亲属提供的证据确实能证明打赏行为缺乏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予以退款，以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纠纷。”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说。

“在老年人参与的打赏场景中，要区分自愿打赏、自主打赏以及诱导式、误导式打赏，后两者根据程度不同，可能涉嫌构成欺诈或诈骗。”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社会治理发展研究部部长李俊慧分析，老年人对智能手机或电脑的使用能力较弱，不排除部分操作行为虽是老年人自己实施，但其主观上是在被诱导、误导的情况下实施的，其对相关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存在不准确认知，甚至对特定操作行为可能产生财产转移支付没有准确的认知和判断。此时，可以给老年人设置申请退款的机制。

比起要回刷出去的钱，被坑的老人家属目前更希望的是能够帮老人戒除网瘾，“起码让老人能够过上健康的老年生活”。

“我父亲一直都不支持我维权，他说我就是心疼钱，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关心他。”张剑坦言，“我现在就是把他当成有心理疾病的人看待，除了想让他戒了直播外，也想过让他接受一些心理咨询。”

然而，父亲目前既不配合维权，也不配合就医，“我还发现，即使我拉黑了主播各个平台的联系方式，他们私下也还在进行电话沟通。其实，他心里还是没觉得自己是被诱导了”。

“在我们那个受害者家属群里，大家觉得最棘手的事情其实不只是维权，还有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的父母开口。我们现在也意识到，自己平时确实很少陪伴父母。他们形成网瘾的一部分原因在我们身上。”王婷说，现在，他们即便回家较少，也会经常给父母打电话或视频聊天，“网瘾问题，可能最终还是家庭问题”。

当下，许多老年人主动投身于网络经济新业态的消费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为了防止老年人陷入权益纠纷，平台方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在保健品、文玩等需要严格监管的领域，应主动向老年用户发出提醒，加强资质监管与内容筛查。

“平台直播应建立起分级分类管理机制。”朱巍建议，首先，分级可以按照直播间的销售资质、信用等级做划分，落实黑名单禁入制度。其次，线上线下需要统一管理，线上出了问题，不仅要封号，还要让线下的人承担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最后就是分类管理，比如保健品、古董类售卖，其本身就有专门的规定，更应该将其纳入细分类别下，严格监管。

据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