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连续采访北京、河北、广东等地各行各业20多位劳动者发现，其中超过15位职场人存在“隐形加班”情况，而且超一半职场人加班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补偿，如加班费、调休等。

全天随时待命

隐形加班无处不在

加班到21时已是常态，忙项目时加班到22时甚至23时也是常有的事儿，但这些在赵凯心里都不算什么，最让这位在深圳某互联网大厂做产品运营的小伙子痛苦的是：回到家都零点了，部门领导还在工作群里发消息，提醒大家没有完成的工作任务和明天一早就要提交的材料，“这不就是让我们回家后继续加班吗？”

“我工作这么久从来不敢关机，因为部门领导随时会打来电话。”赵凯吐槽道。

在河北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楠也有此烦恼——24小时待命工作，下班后仍然要处理社交软件上的工作，有时候深夜已经躺在床上休息了，还会接到领导的视频会议通知。

对于“打工人”来说，“隐形加班”的内容不止于“社交群回复工作”。很多时候，“加班”的指令也是“隐形”的。

北京人罗薇去年入职一家新媒体运营公司，担任编辑工作，她没有想到自己加班的内容远不止于工作。“领导从不会明确说加班，但会在周四、周五的时候突然布置任务，要求下周一完成。接着又改口，周一上午开会，不如周日发稿吧，这就是要我周末加班的意思了。”

冯倩也有类似经历。“没有加班费，甚至都不会提到‘加班’二字。”她说，有时领导会直接安排任务，在周末参加各种外拓，“比如去演唱会门口摆摊推销银行业务等。对于上班时间以外的‘工作量’，领导的态度也非常强硬——必须去，而且没有任何福利”。

很多人盼望的节假日，在冯倩这里可能成为“梦魇”。因为秋季运动会、年会、联谊活动、团建爬长城爬香山都安排在周末，而且不准请假。

除了团建活动外，一些早会晚会也消耗了不少精力。

界定标准尚未明晰

隐形加班举证不易

然而现实中，对于“隐形加班”还存在法律上举证和认定困难的情况。不少过往案例显示判决不支持赔偿加班费，原因包括劳动者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系经用人单位安排加班，未能证明劳动者所主张的存在连续性、常态性加班情形。

记者采访时也注意到，对于“隐形加班”，多位受访者表示不敢维权或维权难，背后原因就包括举证难。

“我想维权，但是又不知道究竟怎样才算‘隐形加班’，也不知道怎么寻找证据。而且也害怕得罪领导，或者被同事孤立。”冯倩哭诉。

怎样确定“隐形加班”的工作时长也需斟酌。沈建峰称，考虑到劳动者通过社交软件进行加班的“工作状态”难以把握，用人单位不能实时进行监督，而且劳动者在“线上加班”的过程中也可以进行其他生活活动的特点，认为直接将聊天记录体现的某个时间段或者某一天的时间全部认定为加班时间，对用人单位而言有失公平。

“数字时代的劳动问题具体怎样认定、怎么举证等需要在未来的判例中不断完善。‘隐形加班案’所表达的裁判思路对劳动法的理论和制度发展以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利益的平衡保护方面都极具启发意义。”沈建峰称。

强化时间规则意识

考虑引入“离线权”

那么，如何破解“隐形加班”问题？

沈建峰认为，解决劳动者下班后“隐形加班”的问题，有三种思路：一种是否定其构成加班的可能性；一种是通过立法引入“离线权”来应对；另外一种是通过发展适应数字时代的加班制度来解决。

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例如法国，率先于2016年在劳动法典中引入了雇员的“离线权”，即断开工作网络连接从而不接受雇主指示和提供工作的权利。

沈建峰认为，“离线权”并不是简单的加班问题，因为下班后再联系劳动者安排工作其实已经属于工作状态。

张丽云也提出，“离线权”的引入其实是将劳动者的劳动权和休息权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8小时之外的时间可以拒绝接听劳动安排的电话。如果因为拒绝接听电话而追溯责任，这是不成立的。尽管我国的法律制度并未提及“离线权”，但是制度上对于加班的最长时间是有限定的，也是对劳动者基本休息权的保障。

受访专家均表示，只有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都树立了强烈的工作时间规则意识，包括尊重和保护“离线权”的意识，“离线权”等工作时间规则才能得到有效实施。

（文中受访劳动者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