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茌平一战，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单枪匹马冲入徒亥河而逃，“穿秫鳧水，不知所终。”时同治七年八月中旬。关于张宗禹的下落，史书记载各异，众说纷纭。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李鸿章上报朝廷说张“溺水身亡”，《清史稿》亦持此说。

张的去向一直是一个谜。民国《沧县志》认为张隐身本县孔家庄；“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今属南大港农场），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

按照正常的推论，张逃跑后可能去的地方包括，第一，回古亳州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张大庄），那里虽然危险，但有乡亲故旧的掩护，危中有机。第二，投奔朋友或旧部属下寻求掩护。第三，寻找在地理空间上最安全的所在栖身。

比较起来，回老家，张乐行的遭遇他不会不知。1863年3月，僧格林沁攻下亳州雉河集，沃王张乐行被叛徒出卖，全家被捕。随后张乐行被清廷凌迟处死，活剐3600刀，行刑历时三天。后张宗禹正是为报此仇才设计杀死僧格林沁的。故土尚在兮不可归。余下两条路，最可行的似乎只有选择到僻远之地落身。于是张过了徒亥河，沿海边北行，最终来到津南沧东大洼的沧县孔家庄（现属渤海新区黄骅市南大港农场）。据有关孔家庄考察资料介绍，张初到村，白天讨饭，晚上住在村民孙玉祥的场院小屋里。操南音，少与人搭话。百姓看他身材高大，面貌奇古，不像常人，猜他可能是落难之人，来了就拿食物打发他。大洼人不关心朝政，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更多的是同情。寒冬到了，善良的孙玉祥母亲给他做了棉衣，张大感动，下跪称娘。于是孙母就认了这位高大的异乡汉子做义子。时间长了，张还结拜了一群干兄弟。张成了这群兄弟中的核心人物。但张不忘自己逃犯的身份，始终保持了低调。直到临终才透漏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们说张来到孔家庄的另一个依据是，张在同清军作战中，对沧东这片滨海大洼是十分熟悉的。同治七年四五月间，张率西捻军突破运河防线进入鲁西南，旋北上天津方向。张这一致命性错误，把西捻军置于背对大海、无路可走的绝境。李鸿章迅速抓住这一良机，在河北桑园镇同左宗棠面议，确定了“就地圈围”之策，即以马颊河、徒亥河、南运河、捷地减河、渤海湾为闭合圈，一举围歼西捻军。在李鸿章这一计划中，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的捷地减河，其军事地位首次凸显。为了加强减河防线，李鸿章做了详细的调查：他敏锐发现捷地减河作为防止西捻军北上的军事价值，又恰好运河水盛，五月，命郭松林掘开渠首减水坝，汹涌的减河水直下岐口入海，一道天然屏障形成。又派湖南提督杨鼎勋、山东布政使潘鼎新沿减河“筑守长墙”，严防死守。胜利在即，形势让整个清朝廷兴奋不已。《清史录》载，同治皇帝全力支持李鸿章的围歼计划，仅就捷地减河防务的圣谕即达五六道。重兵围困之下，西捻军已成瓮中之鳖。从有关史料看，张宗禹将突围的重点放在减河一线。《沧县军事志》《捷地乡土志》载，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西捻军在兴隆镇（捷地）强渡运河、减河，被山东总兵王心安击退；七月中旬张宗禹亲率大军强攻捷地，大批清军及法国炮艇疾趋驰援，激战竟日，张再败。民国《沧县志》卷十六之《大事年表》载，西捻军在“减河以南盘旋七次”。在减河的历史地理概念上，减河出捷地，呈西南东北向入海。“减河以南”特指减河的南岸、东岸。可见张不止在捷地，而是在减河全线多处多次突围未果。但突围不成，对这一带的地形，张却因此了如指掌。孔家庄的地理位置，恰恰位于减河东南大港大洼的中心，这恐怕是张最终决定来此避难的主要原因。而且不止张一人作此选择，你打开地图，整个渤海湾从减河以南到黄河入海口，很难找到此处酷似梁山泊的有利地形条件了，加之民俗醇厚包容，所以这片大洼，历史上吸引了不知多少朝廷命犯、江洋大盗就此隐身避难，对此，张宗禹焉能不知？

张到孔家庄应该在同治七年的9月左右。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他的部队还在沧州大地往返肆虐践踏，作为梁王的张宗禹，还享有无上的尊荣。盐山之战，双方死伤无数，血流成河。盐山就在孔家庄东南几十里。他对沧州人民可以说欠下了“累累血债”，如今却感受着沧州母亲的温暖和沧州兄弟们的火一般的情谊。是沧州人以德报怨吗?应该不是，因为人们绝对不知这位孙家义子、兄弟就是今年春天横行沧州的梁王张宗禹。退一步讲，就是知道了，以大洼人善良的天性也不会举报甚至抓捕。何况眼前的这位落难者昔日还是他们同一阶层的兄弟、为穷人打天下的领路人。沧州大洼，容得下所有的强者和弱者，富有和贫困。在她的胸怀里，统统被人性的光辉照耀了，融化了，滋润了，吸收了。

张宗禹隐藏并终老沧州，应该是历史真实。我曾去孔家庄专程探询。至今其墓尚在，位置在孔家庄西南角不远。墓穴朝西南，那是张的出生地安徽亳州雉河集方向；地势较高，可以推想选址时乡民考虑到防止减河决堤淹坟，这让人感到丝丝暖意。古丘一抔，荒草离离，残照夕阳。历史应该记住沧州人和沧州大洼的博大情怀。这是张宗禹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