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刘跃进

编者按

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图书馆学会、沧州市图书馆学会、沧州市图书馆、藏书报承办的2022年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沧州）会议在线上举办。会议主题为“公私藏书提要目录建设利用与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

会议推出三场线上主旨报告、两场主题论坛和一场线上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沙龙活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以《藏

书 读书 著书》为题,作主旨报告,受到广大书友关注。现选登报告，以飨读者。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叫“提要目录的撰写”。目录提要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每一位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人，都必须从目录版本入手，这已经被古今学术史所证明，是一条必经之路。郑振铎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他自幼就喜欢所谓流略之学。他在给《中国小说史略史料》这本书做序的时候说：“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是学问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他的意思是，所有搞学问的人必须由此升堂入室。由此可以看出，郑振铎先生学问的根底，就是基于传统的目录版本之学。

他以目录学为基础开始藏书事业。他对古代目录书、题跋著作怀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是藏书家，而且从来没有想为藏书而藏书。他收藏古籍，首先是为了研究的便利。他的收藏，有相当一部分是大众读物和儿童读物，他最用心的收藏是版画。他认为，版画的内涵非常丰富，文字、绘画的交融，能传达出意想不到的言外之意。随着学术视野的开阔，凡是有插图的书他都收集，他还专门出版了自己收藏的一些版画作品。这既为画家和其他美术工作者提供参考，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一些劝诫的作用。

他所做的最后一篇书跋是《南北宫词纪》，生动地记述了他前后所收八部的艰辛。他说：“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之书，岂能没有最完整不缺的好本子作为研究的根据？把这部好不容易拼凑成为完整不缺的一部，当不是什么没甚意义玩弄版本的事。”我想这是他临终一个月前的心里话，听起来有很多的苦闷。今天我们听了郑振铎先生的这些话，仍然感到振聋发聩。当今学风，浮竞不已，高谈阔论而又不着边际的所谓“研究”比比皆是，而距历史的真相却渐行渐远。重温郑振铎先生的书话，我们真的要感谢他“辛勤艰苦的采访”，更要感谢他“采得百花成蜜后”所昭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更重要的是，郑振铎的藏书不仅仅是为一己之学，更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收藏。他说：“我希望人人都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许多保存重要民族文献的图书馆、藏书楼惨遭日军的轰炸。比如说，日寇轰炸上海时，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毁。我们从《张元济日记》《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元济书札》等文献中对此可以有深入的了解。在这场灾难中，郑振铎在上海的寓所被日军扫荡，损失惨重。他收藏的全部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丧失无遗。这类图书，当时流传极为广泛，可惜今天多已失传，各大图书馆所藏非常有限。在中国图书史上有所谓的“五厄”“十厄”之说，而近代以来，对于华夏民族文献的焚毁、吞噬，莫过于日寇。而日寇的鲁莽灭裂中华文化的暴行又何止这些。郑振铎看到自己的民族文献被焚毁在家园，被盗运到国外，真是痛心疾首，发愤要“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

在《劫中得书记》这本书中，他说：“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存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绝不放下。”“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

饱读了文献，经历了世乱，郑振铎的藏书读书表现出强烈的独特性。他认为，藏书、读书，更要关注书本背后的东西。他在《谈<金瓶梅词话>》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认为《金瓶梅》不失为一部一流的小说。这是因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要在文学里看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就我目前所看到的材料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瓶梅》研究，从整体上来说似乎到今天也没有能出其右者。这个观点到今天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郑振铎先生认为，藏书的目的是为了读书，这就涉及到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有千条万条，读书的目的更是不尽相同。我从一个读书人的角度大致梳理了一下，比较著名的读书的方法至少有四种：开卷有得式、探源求本式、含而不露式、集腋成裘式。

第一是开卷有得式的读书方法。读书没有禁区，多多益善，什么样的书都可以读，这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一个道理，还有什么可讲的呢？这里，我想以文学所的老前辈钱钟书先生为例，谈谈我的认识。钱钟书的著作，最有名的是《谈艺录》和《管锥编》。《管锥编》所重点论及的有十部书，《周易》《毛诗》《左传》《史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这些书都是常见书，一般的读书人都接触过，甚至都通读过。问题来了，为什么钱钟书能从这十部常见书中读出那么多的问题，而我们却一扫而过，提不出多少自己的见解呢？我认为，没有问题是我们的最大问题。这也不能完全怨我们，可能与现代教育体制有关。传统的学问，文史哲不分家，而今，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乃至井水不犯河水，视野越来越窄，所以提不出问题。我特别推崇这种开卷有益式的读书方法，不要给自己设门槛，不要画地为牢，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书本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但今天的读书有点变味，很多情况下，变成一种职业，成为一种功利，读书的快乐逐渐丧失，这背离了读书的本意。

第二是探源求本式的读书方法。这种读书，就比较难了，这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先生就很强调这种读书方法。这种读书方法还是要从目录学入手，强调年代、避讳、校勘等相关学科的重要性，强化史源学的训练。陈垣先生最服膺三位学者，一是顾炎武，二是钱大昕，三是全祖望。他认为这三位学者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陈垣先生佩服他们的学问，但是又不盲从他们的结论。他要求学生认真研读他们的作品，并一一核对所有的材料，然后再考察所得的结论是否准确无误。他总结了若干原则：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二、读书不知人论事，不能妄相比较；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四、读书不细心寻译，则甲乙事易淆；五、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颠倒；六、引书不注卷数，则引据嫌浮泛。这些读书经验非常重要，看似平易，真正做好，并不容易。他的主要成果收录在《励耘书屋丛刻》中。这是我们的典范。

第三是含而不露式的读书方法。现代的读书人常常谈到陈寅恪先生，说他的学问很大。可是你读他的书，所引证的材料并不稀奇。他留下来的几部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篇幅不长，所得结论也不一定都为世人所接受。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他的学术视野，却是开阔而充满感召力。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把自己读书过程中的感悟带进研究对象。陈寅恪先生一直有一个志向，写一部中国历史。因此，他的中国历史知识是贯通的，他的视野又是世界的，他能够从很具体的材料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柳如是别传》通过一个江南妓女的视角，描写了明清之际的天翻地覆和在这个天崩地裂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

第四是集腋成裘式的读书方法。严耕望先生是这种读书方法的代表。他的代表著作《唐代交通图考》，把所有能收集到的材料几乎都用上了。其他著作如《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考》《两汉太守刺史考》等，资料的收集极其完备，排比梳理极其细致。资料本身就是研究成果。

不管是哪一种读书方法，重要的是你得认真去读，认真去想。当今时代，读书已不是很难的事，难的是书太多，不知如何选择，不知如何细读。现在，我们做学问、写论文，查询资料非常便利，逐渐失去认真阅读纸质书籍的耐心，读书的美感、读书的快乐也逐渐远去。我不敢确定，这是不是问题。

（报告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文学遗产》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