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1000余天的“通信行程卡”结束历史使命。据“通信行程卡”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12月13日0时,行程卡服务正式下线。行程卡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APP等查询渠道同步下线。此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多地已宣布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和行程卡。
作为最初支持疫情防控的技术手段之一,行程卡由工信部指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共同推出。自2020年2月上线以来,这个熟悉的“绿色箭头”为各地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工信部5月26日透露的数据显示,行程卡用户查询累计达556亿次以上。
行程卡收集了哪些个人信息?行程卡下线后,海量个人信息数据是否应被“销毁”?未来健康码、场所码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一问】
行程卡下线意味着什么?
专家:
承担的历史任务终结
打开行程卡,填写手机号、验证码并确认本人授权后,便可查询国内和国际过去7天内的行程,一旦发现用户曾在风险地区逗留过,行程卡就会“带星”。这是很多人3年多来熟悉的操作。
自上线以来,行程卡数次迭代。2021年9月,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码”将健康码、行程码整合,实现一页通行式的“二码合一”。2022年6月29日,工信部宣布取消行程卡的“星号”标记。7月8日起,行程卡查询时间范围由14天调整为7天。直到12月13日0时,行程卡服务正式下线。
“‘下线’跟过去的不再查验是两个概念,实际上意味着行程卡在小程序、网页等,包括在部分地区与健康码的合并,在所有应用端全部停止运行。可以说,行程卡在过去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承担的任务已宣告终结。”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向记者表示。
【二问】
行程卡收集了哪些信息?
专家:
包括敏感个人信息
作为疫情期间公民出行必备的通行证,行程卡汇聚了大量个人信息。王锡锌将其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手机号及关联姓名等个人身份信息,另一部分则是个人的行程轨迹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所说的敏感个人信息,主要通过手机的发射基站来测量和获得。
“手机用户信号通过基站发射,当一个人不断移动,手机信号会在不同基站之间切换。若干个基站和手机用户就构成了一条轨迹。通过这个原理,就可判断你和确诊病人的轨迹是否构成密接或时空交集。”王锡锌解释。
据悉,行程卡分析的是手机信令数据,通过用户手机所处的基站位置获取,信令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处理过程高度自动化,且有极其严苛的安全隐私保护机制。
不过,王锡锌也指出,面对海量信令数据,通过手机基站测量行程轨迹精确度不够,以致有时会出现误判,曾有人提议用GPS等来定位描述轨迹,但因成本提升及侵害隐私等问题被很多专家反对。
记者注意到,在2020年3月25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的韩夏表示,行程卡不收集用户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信息,严格落实隐私保护的要求。
2020年5月,行程卡APP2.0在推出时也强调,服务不收集用户的身份信息和位置数据,仅用于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需求,仅防疫部门有权限使用数据,且手机里的数据保留21天后会定期清除。
【三问】
行程卡数据是否销毁?
三大运营商表示:
将同步删除
3年多运行时间,十几亿用户,行程卡取消后,积累的海量用户数据如何处置?
在王锡锌看来,行程卡研发和维护的相关专业机构,应该对公众比较关心的个人信息问题,如何存储和处理数据适时作出说明。
他分析称,个人手机号等行程卡数据的处理和存储都在运营商,即使没有行程卡,相关数据也是本来就存在的,不必太过担心。关键要弄清是如何存储和处理这些数据的,是新的数据会定期动态覆盖掉之前的数据,还是所有的身份信息和位置数据都会被存储下来。“如果的确存储了大量的数据,那我觉得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从逻辑上来说,这些数据都应该彻底删除。”
“采集这些数据的目的就是分析个人的行程轨迹用以抗疫。如今我国防疫政策已发生重大调整,继续保留敏感信息已缺乏正当目的基础,应该依法删除。”据王锡锌介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第1款规定,“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情形,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
记者注意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官微均在12日晚发文称,将自12月13日0时行程卡服务下线后,同步删除用户行程相关数据,依法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中国电信也公开表示,将同步删除用户行程相关数据。
【四问】
健康码将来会如何调整?
专家:
完成防疫目的后退出是必然
同为“数字抗疫”时代产物,行程卡取消后,健康码何去何从?
王锡锌指出,健康码是以个人信息处理为基础,结合大数据对个人疫情传播风险的评级和画像,实际上是数据权力与抗疫过程中行政管理权力的结合,其唯一正当化的使用目的就是进行疫情的风险管理。
“新十条”发布后,多省市明确除特殊场合外,不要求提供核酸阴性证明和查验健康码,健康码防疫功能正被弱化。“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重大调整,许多地方已不再查验健康码和核酸阴性证明,它的功能已明显弱化,所承载的抗疫功能和使命基本已宣告完成。”王锡锌说。此外,随着行程卡取消,行程轨迹数据没有了数据源,健康码的部分功能也会随之消失,比如弹窗3。
王锡锌认为,当防疫目的完成后,健康码退出历史舞台将成必然。他指出,与行程卡不同,健康码处理了大量敏感个人信息,包括身份信息、生物识别信息、轨迹信息、地理信息等。这些信息合并起来会对个人进行更加精准的数据画像,对个人隐私、安全等重要权益产生很大影响。“此前推广健康码主要是考虑到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如今防疫政策调整后,这个平衡需要重新评估。”
此前,有地方把健康码与医疗、公共交通、政务服务等功能融合,拓展了更多应用场景,如电子健康卡等。对此王锡锌并不认同。
他指出,健康码唯一正当化的使用目的就是防疫,如果将其拓展到其他方面,首先违背了其本身目的的正当性。其次,健康码采集敏感个人信息,依据的是《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擅自变更有违背法律的风险。
“健康码数据用于防疫之外的目的不仅违背法律,也违背科技伦理。”王锡锌说,非常手段只能用于非常目的,如果不能坚持这个原则,擅自将健康码移作他用,也会对健康码系统的公信力造成影响。
记者注意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曾在2021年1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与服务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加强个人隐私保护,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王锡锌强调,健康码退出后,其所对应的各类敏感个人数据也应得到妥善处理,避免被用于其他目的而导致个人隐私泄露等。 据“封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