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英

包拯出任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瀛州知州，是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当时河间称为瀛州，是整个高阳关路的中心，管辖10个州（军）。从河间城的地理位置看，当时的瀛州州衙，应该是在现在的河间府署一带。

千百年来，包拯成了清官的代称，但少为人知的是，包拯在军事方面也研究颇多。早在1045年，包拯曾奉仁宗之命，出使辽国，不仅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对宋辽形势有了更深了解，多次对外交、边防问题提出建议。因此，包拯被派遣到瀛州，任命为高阳关路的军政要员，即“帅臣”，不是偶然的。

河间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河间“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幽、平之患未深”。意思是河间地处青州、冀州与幽州、平州之间，各代兵家进攻，无论从北向南，还是从南向北，争夺河间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北宋为了防御强辽，设立高阳关路，全路中心设在瀛州（今河间），是极有道理的。有观点认为，包拯任职高阳关路时的治所在今河北高阳，其实，这是与“三关”之一的“高阳关”混淆所致。高阳关故址在今河北高阳县东，最早为五代时周朝所置，而“高阳关路”的治所在瀛州。《宋史》八十六卷“河间府”条记载，“本瀛州，防御；大观二年升为府，赐军额”。可知宋时瀛州与后来的河间府一脉相承。

从《史记》始，历代史料一向用字简练。现在人们提到包拯，往往将其与“开封府尹”相联系，其实在《宋史·包拯传》中，记载包拯在开封府的事迹并不多。而包拯在瀛州，《宋史》称“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十余万，悉奏除之”，算是比较详细的记载了。

包拯在瀛州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即巩固国防。史上虽无过多记载，但从他撰写的关于边防的大量奏疏看，涉及防御战略、将帅选任、士兵粮草等各个方面，非常细致用心，应该与其在瀛州担任“边帅”的经历有关。

当时，辽夏均以骑兵见长，宋朝则以边境州郡的密集坑塘来抵御骑兵。《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北宋在瀛州一带“兴塘泺，列军屯，尝为重镇”。“塘泺”，是指将沟渠、河泊、水泽、水田等串联成水网，是北宋一种极为特殊的国防工程。最大的塘泺长达一百二十里，只容步兵通过，辽军骑兵无法派上用场。塘泺建成后的一百多年间，宋辽之间相安无事。

当时，河北平原水系发达，今日的白洋淀、文安洼，即是当初“塘泺”工程的遗迹。而旧时的河间府城，也的确水系环绕，城东北角曾有“高阳台”遗迹，这个名字应与当时的高阳关路有关。

宋代诗人曾布在《高阳台寄弟子开》一诗中有“塞北江南”“千里烟波”等语，可知河间当年水系之胜。现在，河间市“瀛州水系公园”所依托的6个坑塘，历史上面积广大且相互连接，应与包拯时代的“塘泺”工程有关。而“塘泺”在给宋朝带来和平的同时，也因水占农田，造成瀛州等地农民失去耕地，甚至颗粒无收的负面效果。

欧阳修在《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中写道，河北之地，有的“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有的“岁岁河灾，民不得耕者十五六”，而沧州、瀛州等地则是“咸卤大小盐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包拯在《论瀛州公用》《请罢高阳一路负欠》等奏疏中，提到瀛州等地水灾频繁、民众困苦，正是为国防作出的重大牺牲。

包拯一生为官，均以清正廉明著称，广受民众尊重。为了缅怀他，许多地方建起包公祠，如安徽合肥、河南开封、广东肇庆（古称端州）等。从瀛州离任后，高阳关路的百姓也曾修建包公祠，纪念其功绩。一座在河间，名为“包孝肃祠”，位于河间城西北角，建祠年代不详，后祠久毁废。另一座包公祠在沧州，据《沧县志》记载，最初坐落在小南门内，后来多次移置重修，至民国初年依然完好，至1981年方才拆除。

时隔千年，人们只能在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奏疏中，想象包拯在瀛州治军、理政、办案时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