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世纪70年代长起来的农村孩子,我永远忘不了那时的老房顶。
那时我家的房子一斗一卧,里生外熟,房顶铺着厚厚的高粱秸秆,高粱秆上面是一层一拃来厚的泥土。这样的房子,叫老檐出头。
老檐出头的屋顶,每年春天都要泥一次房。泥房那一天,父亲起个大早,将早已备好的泥房土推到院子里,然后挑水洇好泥窝。吃了早饭,母亲帮着父亲铡好麦秸,撒在泥窝上,两个人就开始和泥。一开始,父亲用铁锨来回翻,母亲用三齿倒,干着干着,父亲索性脱了鞋袜,到泥窝里踩,直踩得泥和碎麦秸浑然一体。父亲就说,泥熟了。
泥熟后,父亲先吸一支烟,然后往房上扔泥。扔泥时,父亲扎好马步,先将铁锨头在预留的泥水里涮了一下,然后铲起多半锨泥,左手上抬,右手下压,身子一侧歪,泥刷的一下就飞上了房。父亲一锨一锨地扔起来,动作优美潇洒,泥儿啪嗒啪嗒落在房顶,墙面上一个泥点儿也不见。
泥上房了,父亲和母亲也相继上房。父亲手中的泥板往哪儿指,母亲就将铁锨上的泥往哪儿放。母亲放好泥后,父亲先一泥板向左抹下去,再一泥板向右拉回来,那一锨泥就铺了个平平展展、匀匀实实。两个人干起活儿来不言不语,配合默契,只用半天,就将三间北房、两间南房泥完了。
这层大泥上完,晾上个三两天,待禁住脚儿了,房顶还要上一层细泥。细泥用的是杠巴子土。有杠巴子土的路面,雨天里自行车不沾泥儿。和细泥儿时,父亲把杠巴子土和细细的麦糠拌在一起。这层泥儿一上,老房顶就成了艺术品,平展展、光溜溜、硬邦邦,没有一道纹儿,任汛期的雨怎么下也漏不了房。
不漏雨的老房顶,成了我的乐园。
夏天的晚上,屋子里热得睡不着觉,我央求父亲将一领蒿秸(农民用麻绳和麦秸捆扎的一种卧具)扔上房顶。然后,我爬上房顶,蒿秸上一躺,二郎腿儿一翘,享受天然的凉爽。最妙的是有月亮的夜晚,天上月华似水,房顶上月辉如纱,星星慢慢地走,几只天牛在院前屋后的柳树上吱扭吱扭地给我唱催眠曲。
秋天的老房顶又是另一番别致的景象。这个时节,我家的瓜子、花生、棉花、玉米等都收回家来了,它们满身水分,需要晾晒。而院子里是鸡、鸭和羊羔儿的天下,它们根本插脚不下,于是,勤劳聪明的父母亲就让它们上了房顶。
会飞的麻雀、鹁鸪却乐开了怀,尤其是小麻雀,它们不但吃谷子粒,还用小爪子乱刨!这样一来,它们可就讨人嫌了。为了吓唬麻雀,母亲让父亲在屋顶放上穿着长袖衣服的稻草人。麻雀们带来的风撩动了草人儿的空袖管儿,草人儿就扬起了胳膊。麻雀们受了惊吓共同起飞,草人儿又扬起胳膊为它们送行。几天的光景,房顶上的庄稼、棉花干透了,父亲、母亲又将它们“请”下来,该卖的卖,该入仓的入仓,于是平展展的屋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旷和安静。
冬天里的老屋顶,我一般是不上去的。有一天下午,母亲说烟囱堵了,父亲对我说:“你整天皮得跟山羊猴儿似的,上房打烟囱去。”我高兴地上了房。父亲给我扔上一段绳子,绳子一头拴着秤砣,秤砣上系着一捆儿干草。我提溜起秤砣和干草,顺到烟囱里,提起来,放下去,如此三番,烟道就通畅了。屋里的母亲在灶膛里点着一把火,一股青烟立时从烟囱里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