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刚分田到户那会儿，农民几乎家家养牲口。有的养骡马，有的养大牛，有的养毛驴。

牲口多了，村里的声音便走向了多元。

有的人家马驹子尥着蹶子跑远了，院门外拴马桩旁的大马就急得刨着蹄子转磨儿。若是马驹子还不回来，它就扬起脖子竖起鬃毛，咴咴地叫唤。小马驹子被它喊回来了，它就扑闪着汪着水的大眼睛，轻哼着拱小马驹子的肚子。小马驹子很机灵，马上将头扎到妈妈肚皮下，吧唧吧唧地吮奶，那清脆的声音像一支美妙的乐曲。

有的人家的毛头叫驴，生怕人们不知道它的存在，动不动就扬起脑袋，张开大口狂喊一通，一边喊还一边狂甩尾巴。有时还要岔开四条腿儿，哗啦啦尿一泡尿。

那大牛也不闲着，起初它们眯着眼，安详地卧着反刍，嘴里不紧不慢地嚼着，那声音就像老钟的钟摆晃出来的一样。待它们嚼得嘴边淌了白沫儿，才咕咚一声咽下去，随后，它们又一梗脖子翻上一口来，再眯着眼睛嚼。嚼着嚼着，有的牛想起心事来了，扑棱一下前腿跪起站了起来，然后两只大得出奇的眼左右逡巡。继而，它轻轻抬头，哞哞地叫起来。

相比之下，骡子显得安静一些，它们除了干活儿吃饭就是睡觉，村子里很少传出它们的叫声。

村里的牲口多了，村里就有了别样的风景。

家家院里都有一间草料屋，紧邻草料屋，还有一间牲口棚。草料屋里，冬天是铡碎的玉米秸，春天是铡碎的干草，夏天是脱掉粒儿的麦糠，秋天是带着穗子的鲜草。不同的草料又有不同的气味儿：玉米秸甜丝丝的，碎干草香喷喷的，细麦糠香甜杂糅。鲜青草最好闻，一股清香能从鼻孔钻到脏腑里去。

家家户户的院外都有牲口桩。有的桩是一根儿枯木，有的桩是一截儿混凝土，还有的桩是在墙头上扎下根儿的一个铁环。冬春农闲时节，阳光恬静，每个桩前都或站或卧着一个闭目养神的牲口，整个村庄俨然一幅原汁原味的中国画儿。

有了牲口，农忙时节又是另一番景象。大道上，大黑骡子驾着辕，大青马拉着川套，车上满载着粮食，赶车的啪地一甩长鞭，马车便飞跑起来。田野里，大黄牛拉着犁不紧不慢地走。犁地的人用鞭杆轻轻打一下它的屁股，再轻轻吆喝一声“大”，它轻轻甩一下尾巴，仍旧不紧不慢地走。老草驴拉着耧，老把式有节奏地晃着耧把儿，大田里便播下新的希望。大叫驴拉着石砘子跟在耩地师傅的身后，一会儿就迈不开了腿脚儿，急得哇哇大叫。这个时节这些场面，是最本真的农村画卷。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特别恢弘的一个场面。当时秋庄稼还没成熟，河坡上的草都结了籽粒。本家四哥纠集了30多个年龄不相上下的伙伴，他们有的骑马，有的骑驴，还有的骑骡子。出发时打着放马放驴放骡子的旗号，到河坡上让牲口们吃了顶多一小时，四哥就将放马的初心忘掉了，他翻身骑上他的大黑马说：“走呀，遛着玩儿去呀！”“走，玩儿去！”四哥一呼百应，伙伴们纷纷骑上自己的牲口，沿着河筒子朝西跑了下去。跑出约四里地，到了一个十字交汇口，又转而向南跑了下去。四哥越跑越兴奋，忽然就想起了电影《白兰花》中的一句台词儿，一扬胳膊，他就喊了出来：“抓住白兰花！”他这一喊不要紧，后边的伙伴儿们全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大家都跟着他高喊：“抓住白兰花！”那杂乱的声音在河筒子里碰撞着，传出去老远老远。

责任制后的第一个十年，是牲口们的鼎盛时期，它们为农民的耕作、经济的复苏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后的日子，农村机械化越来越强，牲口逐渐没了用武之地。后来，除了肉用养殖场，农民家庭再也见不到牲口的影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