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行动”的那一天,茨维塔很难相信,最残酷的战争正在到来。茨维塔的家乡在基辅以南80公里外的一个村庄,仅仅几天时间,外面的爆炸声和警报声不断,茨维塔和丈夫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挤在走廊里的一张床垫上,恐惧让他们几天无法合眼。
而在几千公里外的澳大利亚,米卡里夫正在疯狂地给茨维塔发信息。这两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女人现在因为一个胚胎紧密联系在一起,此时,茨维塔的子宫里正孕育着米卡里夫的孩子。
战争爆发后,乌克兰航线中断,边境关闭,很多代孕婴儿被迫滞留,他们的亲生父母无法接他们“回家”,他们不得不被转移到防空洞或者被疏散到邻国。
位于基辅的一家代孕机构彼奥医院也临时搬到了地下掩体中,以保护婴儿免受炮火伤害。炸弹落在越来越近的地方,“婴儿们可能感觉到房间里的恐惧。”一位37岁的保姆安东尼娜表示,为照顾这些婴儿,她们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51岁的保姆佩切诺加也想离开基辅,“但这些婴儿不能被抛弃,我们真的希望他们的父母能尽快来接。”
目前,彼奥医院已经暂停了新的代孕项目,他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照顾代孕妈妈和将新生儿安全送出乌克兰。
“我的孩子在防空洞”
基辅陷入战火后,茨维塔和另外两名代孕妈妈一起被转移到了摩尔多瓦,与他们一同转移的还有10名婴儿。这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代孕妈妈和婴儿们挤在大巴车里整整度过了18个小时。
茨维塔早已筋疲力竭,她不在乎睡在地板上,更让她伤心的是,丈夫和孩子都留在乌克兰,而她的母亲逃到了德国。当和母亲通电话时,她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在电话里哭泣。
2月24日之前,彼奥医院等多家代孕机构均未预料到,这场战争会在几天之内打到基辅。在一家名为“乌克兰宝贝”的代孕机构,经理还在朋友圈更新发布代孕妈妈的照片,并写道,“战争离基辅还远着呢”。
致力于保护代孕家庭的非营利组织成长家庭创始人埃弗林厄姆表示:“几个月来,乌克兰的代孕机构一直在坚称战争不会发生,代孕业务一切正常。但现在,出于安全考虑,婴儿们迫切需要被转移到安全地点。”
彼奥医院的经理康斯坦汀说,他们已经建造了一个紧急防空洞,里面配备了婴儿床、睡袋和防毒面具,还有食物、自来水和医疗用品储备。由于战争导致航班中断,海外客户短时间内无法到乌克兰接他们的孩子,彼奥医院承诺医护人员会在防空洞里照顾好代孕妈妈和婴儿们。
“我的孩子在基辅的防空洞里,但我们无法去接他。”一位名叫法鲁克的父亲无助地等待着,他曾要求彼奥医院将婴儿转移到乌克兰西部城市,那里可能会更加安全。然而彼奥医院的客户经理并不建议这么做,“由于空袭,燃料配给和食物短缺,在战争中转移婴儿太危险了。”
在防空洞里,彼奥医院的工作人员正在照顾着30多名婴儿。“这里每天都会有婴儿出生,很快会有100个。”彼奥医院法律顾问说。现在,彼奥医院已将一处防空洞改建为临时诊所,安排代孕妈妈们躲在防空洞中待产。
战争发生后,米卡里夫一直没能和茨维塔取得联系,直到代孕机构给米卡里夫发来照片。“他们十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公寓里,听说床位不够了,怀着孩子的茨维塔就睡在地板上。”米卡里夫哭着说。
他们全都是“黑户”
“在乌克兰,每年有约2500名儿童通过代孕出生,其中大部分的准父母来自海外。”彼奥医院的经理康斯坦汀说,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孕市场,在过去十多年,代孕需求者纷纷涌向乌克兰。
对于海外客户来说,乌克兰代孕的价位并不高。代孕机构“乌克兰宝贝”的客户经理介绍,乌克兰代孕费用最低不到30万元人民币,而同样的套餐在美国,费用是乌克兰的两倍。在彼奥医院的官方网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欧洲最便宜的代孕在乌克兰——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代孕机构“乌克兰宝贝”的客户经理表示,“在大多数国家倾向于保护代孕母亲的权益时,乌克兰法律则更加倾向保护准父母。”根据乌克兰法律,从受孕之初起,准父母就拥有完全的父母权利。
乌克兰在2000年初通过《乌克兰家庭法典》,其中第123条确立了代孕在乌克兰的合法地位。根据这项法律,当事各方只要在书面文件上签字同意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无需申请政府部门的批准。
通常情况下,选择在乌克兰寻找代孕妈妈的外国父母,需要在婴儿出生前就前往乌克兰办理相关文件手续。婴儿出生后,代孕机构将向准父母提供文件——出生证明和代理孕母放弃书,准父母以此在乌克兰民事处为新生儿注册,无需标注代孕妈妈的名字。
根据乌克兰法律,亲生(生物学)父母必须在场才能确认代孕婴儿的国籍。换言之,在准父母们入境乌克兰前,这些代孕婴儿全部都是“黑户”,不可能被送出国。目前由于战争,这些代孕婴儿的公民身份不清楚,也不知道法定监护人是谁。他们都是由代孕母亲所生然后送来照顾,亲生父母仍然在国外。
一些代孕机构的法律顾问警告代孕妈妈们,不要在周边国家分娩,因为这些国家明令禁止代孕行为。一旦在异国产子,她们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一些代孕妈妈同时也担心,一旦违约可能就无法领取代孕的酬劳。逃离之后,一些代孕妈妈又重新返回乌克兰,履行合同约定。
想第四次代孕的阿丽娜
“你的年龄在18岁到35岁之间吗?你生育过健康的宝宝吗?你希望迅速改善生活吗?”从乌克兰机场出来,人们便会看到关于代孕的广告。在基辅的大街上、公交车和地铁里,代孕妈妈的招聘广告随处可见。
哈尔科夫的阿丽娜第一次看到代孕广告时,她马上心动了。那时候,她只有21岁,刚结束第一段婚姻,带着3岁的儿子离开了家。“有了这笔钱,我就马上能够支付房租,能支撑一段生活。”
第一次代孕时,阿丽娜十分紧张,“我担心自己年纪太小,可能不会被录用”。但后来,她的代孕过程十分顺利,她为一对爱尔兰夫妻生下一个男婴,赚到了约15000欧元(约合人民币105000元),阿丽娜用这笔钱买了一套三居室公寓。
这之后,阿丽娜又成功代孕了两次,第二次代孕的收入用来支付一套两居室公寓的房款。等到第三次代孕后,她在哈尔科夫市已买下一栋房子和两辆车。
第一次代孕时,阿丽娜在生产后才认识孩子的母亲。她来自爱尔兰,现在两人已经没有联系了,但另外两对父母和阿丽娜仍保持联络。2013年阿丽娜第二次代孕,为一个德国家庭生了个男孩,他们还会用聊天软件互相通信。
有时候,男孩的父亲会用聊天软件传照片给阿丽娜,每一次阿丽娜都会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有一些时候,男孩的父亲会邀请阿丽娜去德国旅行,但都被阿丽娜拒绝了,“我不敢去看他”。
如今,阿丽娜已经33岁,她希望自己还能代孕一次,如果中介机构还愿意用她。然而,乌克兰全面陷入战争,阿丽娜最后一次代孕的希望也许很难实现。根据基辅一家诊所的生殖专家维塔利·拉德科的说法,目前90%的海外夫妇已经取消了前往乌克兰代孕的计划。
彼奥医院的客户经理也表示,他们目前不会为新客户提供代孕服务,一旦乌克兰的战争结束,他们会立即邀请新客户前往基辅。
代孕合同加入战争条款
乌克兰爆发的战争正在重新绘制欧洲代孕热门国家的地图。在乌克兰,代孕妈妈们越来越担心,海外客户可能会拒绝与乌克兰的公司合作,而将目光转向其它国家。
一些代孕机构正在力推格鲁吉亚代孕的新项目。爱宁代孕机构的客户经理表示,他们正在进行的乌克兰代孕项目已经转移到塞浦路斯或者格鲁吉亚,而新的客户他们会一并推荐。
另一家代孕机构“乌克兰宝贝”的经理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由于战争因素,代孕市场不可避免地会消沉很久,格鲁吉亚代孕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完美替代市场,同样地处东欧,同样是高性价比。”
对代孕机构和代孕妈妈来说,乌克兰逐渐被抛弃,新的代孕目的地正在形成。非营利组织成长家庭创始人埃弗林厄姆预测,像格鲁吉亚、塞浦路斯和阿尔巴尼亚这样的“灰色地带”国家将分担越来越多的需求。
他介绍,目前新的代孕合同也新增了与战争和灾难有关的条款。
“我们已经有很多父母正在考虑与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合作,他们要求在合同中加入条款,写明如果格鲁吉亚发生战争,他们是否能获得退款,有什么措施能够保护他们。”埃弗林厄姆补充道,“上述所有顾虑都将成为中介机构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时代。”
回到战火中的乌克兰
茨维塔和米卡里夫正陷入两难。根据摩尔多瓦的法律,如果婴儿在那里出生,茨维塔将是其法定监护人,她有权利将孩子送养,但米卡里夫必须在数年后才能将孩子带回家。
米卡里夫想让茨维塔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城市生下孩子。茨维塔虽也希望见到自己的孩子,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回到乌克兰,“到处都是枪击和爆炸,房屋被夷为平地,妇产医院、幼儿园和学校也不能幸免”。
“每次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我都担心这是个坏消息。”彼奥医院的客户法鲁克说,他的妻子很抑郁。
据法鲁克透露,他已呼吁红十字会和其它非政府组织提供帮助,将孩子安全送出乌克兰。加拿大大使馆正在为他快速办理护照,但使馆工作人员同时也提醒他:“如果你的孩子不在了,护照也就没有用了。”
在当前动荡的形势下,一些父母正试图将代孕婴儿从乌克兰撤离,有些夫妇已抵达波兰、塞浦路斯等国家,等待代孕妈妈的分娩。
一对德国夫妇冒着炮火来到乌克兰,他们把刚出生的儿子接回了家。“这太可怕了。”这位父亲接受采访时说,“或许我们以后能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为了他,我们冒了生命危险。”
像这样的父母仍是少数,非营利组织成长家庭创始人埃弗林厄姆表示,目前该组织正在帮助约100个在乌克兰寻找代孕婴儿的家庭。
而在乌克兰内,“当地出生证明办公室已关闭,因此无法签发身份证件或护照。所以我们希望与特警队一起从医院地下室救出这些孩子。”埃弗林厄姆说。
但他也同时承认,“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因为还是需要孩子的父母出现,且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但现在机场都关闭了,不是每对父母都能够想出办法,多次转机过境来到他们的孩子身边”。
为了安全起见,茨维塔并没有返回乌克兰,她还在摩尔多瓦等待。几天前,茨维塔发给米卡里夫一张照片,上面是茨维塔最小的女儿,照片中她开心地坐在麦当劳餐厅里,享受着冰淇淋的美味,手里还抓着一个大大的气球。
看到这张照片,米卡里夫几乎崩溃了,她认为这种快乐是每一个孩子在童年应该享受的。而在乌克兰防空洞出生的代孕婴儿,一排排躺在婴儿床上,最小的只有几天,最大的也只有五个月,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我的孩子。”米卡里夫说。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