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人是率挚纯良的——
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土平而近边，习于战斗。
衣冠不乏，风俗熙熙，农桑为先务，诗书为要领。民淳讼简，无强暴相凌之风。
其民质朴，不事浮华，男勤稼穑，女务桑麻。
俗尚民惟敦务，厚在农桑。
人多贵德，俗皆淳朴。
……
这是历代志书对沧州风土人情的评价。
沧州一带是物产丰富的——
沧州景城郡……土产：盐、绢、五色柳箱、蜃蛤、棉、绫、水葱席、细文苇簟、糖蟹、鳢鮬、兔毫、牡蛎。
瀛州：丝布、丝、布、人参、蔓荆子。
莫州：苁蓉、人参、贡绢。
定远军(今东光、吴桥）：旧贡水忘席、茅蕈、海蛤、绢。
……
这是《太平寰宇记》对宋代沧州一带特产的简述。
北宋时期，沧州大地上的人们在寻常日子里传承诗书，从事农桑；在地震、洪水等天灾来临之际，默默扛起责任，投身重建家园的劳动；在契丹劫掠、金人入侵的峥嵘岁月中，他们英勇顽强，谱写着侠肝义胆的英雄故事；在各种赋税、徭役之下，他们负重前行，以特有的坚韧和执着，奉献着血汗和收获。
盐业，沧州享有“特区”政策
《长芦盐法志》记载，包拯曾任长芦盐运使，在沧州分司公署前训斥池塘吵闹的青蛙，“至今蛙出池则鸣，入池即默。其威慑之远如此。”
包拯并没有任过长芦盐运使，而是河北都转运使。只不过长芦镇（今沧州市区）的盐运，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则故事，既体现了包拯的威仪，也说明了沧州盐业的重要地位。
沧州面朝大海，以鱼盐天下扬名。其中，沧州盐山的盐业产量丰富，为河北路之冠，甚至可以胜过南方一些沿海地区。“至大河南徙以后，盐山一隅几为产盐总汇。秦汉迄元，盐业为河北冠。”“于五代金辽，南场之盐犹复遍给北方。泉州虽自汉置盐官，非其敌也。”“盐山国赋而外，杂税寥寥，于宋有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沧州的盐业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这大大促进了盐业的发展，也给当地百姓的经济生活带来了相对的利好。这个特殊的政策是“通商”制，而不是“官榷”制。
“官榷”就是政府专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是宋代统治者垄断盘剥的重要产品。他们对盐的生产、销售有着严格的限制，实行十分严苛的“官榷”，百姓稍有逾越，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建隆二年（961）宋太祖下诏，对私自炼盐达到3斤的要处以死刑，擅自贩盐10斤的也要处死。
但是，河北路与契丹接壤，为了巩固国防，北宋朝庭对这里的政策与其他地区不同，实行的不是“官榷”，而是“通商”制。开宝三年（970），宋太祖下旨，河北盐“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商人可以自由地贩卖盐货，只要向国家缴税就可以。
那么，这种盐税上缴的比例是怎样的呢？“通商”下的各种盐“并许通行，量收税钱，每斤过税一文，住税二文，隐而不税悉没官，以其半给捕人充赏，仍于州府城内置场收税”。也就是一斤盐收一文钱的税，如果发现偷税漏税的人，就没收他的盐货，一半充公，一半奖励负责抓捕的差人。
这种相对宽松的“特区”政策，给河北路的沧州盐业带来了相对的利好。“民鬻盐为生”。盐业，成为沧州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支柱。
与沧州享受“通商”这种“特区”政策的还有河北路的其它地方，正如《宋史·食货》所云：“若大名、真定府，贝、冀、相、卫、邢、洺、深、赵、沧、磁、德、博、滨、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静、乾宁、定远、保定、广信、永肃军则通商。”
在河北路，产于沧州以及滨州的河北盐，主要供应河北诸军和青、淄、齐三州。沧州的盐务，成为河北路重要的供给。河北路开始主要是在滨州设盐场，后来又专门在沧州设制了盐场。“滨州分四务，又增沧州三务，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
统治者为了更多地盘剥盐业的利益，几度收回了对河北路盐业的“通商”政策，变成“官榷”，但很快在朝臣建议和时局需要下又复原“通商”政策。此后，“旋榷旋废”，直到蔡京集团掌权时，河北路的盐业才纳入全国统一盐法。
这期间，我们应该记住几位为河北路盐民请命的官员，他们看到从“通商”变成“官榷”之后，盐民倾家荡产，“贫家至以盐比药”，呼吁圣上“不以损民为利，而以益民为利”，终于使圣上收回了“官榷”的成命。
这几位为河北路盐民鼓与呼的官员是：北宋名臣、出将入相50年的文彦博，状元郎、书法家、名臣王岩叟，与苏轼、苏辙亲善的“元祐党人”林豫，以清廉和敢于直谏著称的上官均。
运河之水酝酿了醇香的沧酒
“沧酒”历史久远，是沧州的传统产业。在北宋时期，沧酒因品质优良成为有名的“地方特产”。因为赠送沧酒，有位官员还受到了举报。
逢年过节，北宋的州郡政府之间，曾有以酒相赠的风气。为了控制酒业的官营性质，朝廷出台禁令，制止这种行为。
《宋史·食货志》《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熙宁年间，莫州知州柴贻范，或是出于热情周到，或是因其他地方官员有强烈要求，将900多瓶酒赠送给了他州，还动用了兵夫一二百人。他“违法劳人”，受到了都官郎中沈行的举报。从此，朝廷下诏各路都不得互相赠酒。
《沧州志》记载的一段与沧酒有关的传说，更为人们所熟悉。一天，沧州来了位自号“彭蠡主人”的道士，喝了千余斗沧酒，然后乘鹤而去。后人说他就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后来沧州建了朗吟楼，取吕诗“朗吟飞过洞庭湖”之意以为纪念。
吕洞宾是活跃在唐宋时期的道教人物，其与沧酒的传说，也反映了沧酒在唐宋时期的影响。
在明人撰写的《包公传》中，有关包拯在沧州的故事只有两则，而其中一则就是围绕酒务展开，这也侧面反映了北宋时期沧州酒业的重要。
“沧州盐山酒务之职，为此邦征榷之最古者”。沧州背倚运河，利用运河之水，沧州人酿造了著名的“沧酒”，使沧州酒业成为北宋时期重要的经济支撑之一。
北宋王朝在财政赤字岁增的情况下，不断加在对酒税、盐税的征收，酒税的国家税收从从景德年间的428万贯，到庆历年间达到了1710万贯；盐税从景德年间的355万贯，到庆历年间达715万贯，增长了数倍。
宋代在各州城内“皆置有酒务，县、镇、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熙宁十年以前，诸州酒课岁额，瀛州十务，棣州十三务，俱五万贯以上”。由此可以推断沧州一带的酒务对国家财政作出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沧酒”，不是现在的白酒，而是一种黄酒。“沧州，酿用黍米，曲用麦面，水以南川楼前者为上味。醇而冽，他郡即按法为之不及也。陈者更佳。”到了明清时期，“沧酒”达到了享誉全国的顶峰。
民富蚕丝植桑柳
北宋每到春天便修筑运河河堤，并要求当地民众按人户的等级来种植能够保护堤岸的榆柳树木。“宋兴以来，每年春天即修缮河堤，并沿河居民按户等植榆柳，一等户为50株”。榆、柳保护了运河的水土、美化了环境。心灵手巧的沧州人还利用当地遍植的各个品种的柳树，编织成五色的大柳箱，成为进贡的土特产。
河北东路“民富蚕桑”。仁宗年间，河北都转运使、知瀛州的彭思永就因为当地多有植桑，称“北俗以桑麻为产籍”。
沧州人和许多河北路的人民一样种桑养蚕，纺线织锦，使这座北方的边城，成为丝绢的重要产区。沧州每年向上进贡“大绢”10匹，此外也织制贩卖“小绫”。《文献通考》记载，宋代在河北路的大名府、贝、沧、德、博、棣等州收购小绫。
丝绢的质量很高，产量也是相当之大的。如苏轼的好朋友陈季常，在河北有田，他不征收粮食，而以绢帛为主，“岁得帛千匹”。“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他的《鸡肋集》中撰文提到，河北东路丝织品产量甚多，因而被契丹称为“凌绢州”。华北平原上当时包括的64个府军州，有49个府州军贡丝织品，沧州就是其中之一。
《河间府志》记载：“除沧州景城郡贡大绢、大柳箱外，河间茧丝纺纴之所出贡丝，莫州文安郡贡绵，清州乾宁军贡绢，瀛州高阳贡绢，景州、永静军贡簟绢。”
丝绸业的发达带动了衣饰服装上的时尚。“河北衣被天下”，“缣绮之美，不下齐鲁”，宋人对河北时装的赞誉可见一斑。这也是沧州人被赞誉“衣冠不乏”的由来。
此外，北宋沧州在农业、交通、铸造、对外贸易等方面也可圈可点。
本文主要综合参考：《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梦溪笔谈》《宋会要辑稿》《太平寰宇记》《宋代经济史》《沧州志》《沧州新志》《盐山县志》《南皮县志》《清州志》《河间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