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北京南城“日南坊”的一处院子，环境清幽，时常举办品茶会友、饮酒高歌的雅集，好一处风雅之所。此地乃河间府文人雅士欢聚之处，纪晓岚等人也经常到此赋诗畅聊、抚琴下棋……这里，就是有名的河间会馆，又称“古瀛会馆”。
乾隆年间的一大壮举
北京有会馆，始于明朝早期，到了清代更为盛行。最早的会馆，也称为“试馆”，原本为接济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同乡学子，方便其进京参加“会试”时短期住宿、互帮互助而用，所以称为“会馆”。
学子们大多囊中羞涩，在京的故里乡绅或者京官则主动捐资、置地建房，免费供学子们居住。后来，会馆又逐渐成为同乡官员士人定期聚会、联络乡谊的场所。据统计，至清朝末年，全国各地在京城设立的会馆一度达550余座。在北京外城的宣武、崇文区一带，各省各郡会馆云集，在街头巷尾处彼此相连，蔚成一景。
直隶省因为邻近京城的缘故，一直较少有会馆设立。清代顺治年间，曾有直隶省在京士人选定区域建立会馆，可时间一久，就因为失于修缮而废弃。
乾隆年间，京城有位叫舒成龙的官员，是河间府任丘县人。曾在旧会馆居住，感叹旧馆破旧荒废，有心将其修好，但一直未能如愿。 乾隆二十四年春天，舒成龙带头捐献白银千两，在京城的“日南坊”购买了一座旧宅，立志整修翻新，以作“河间会馆”。
为了把会馆建得像模像样，舒成龙亲自督促施工，“心营手画，日夜不稍倦”，因为众人捐资一时不能到位，他还筹借白银三千两。最终，一个包含厅堂2间、房屋72间、杂舍35间的河间会馆终于竣工了，房舍总计达110间。
会馆内白土刷墙、红粉装饰，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凉亭，购置了各种厨灶器具，处处整齐肃穆、无不齐备。如此规模的会馆，既能充分接济来京赶考的河间学子，还可以为在京河间籍文人墨客们提供一个欢聚饮宴的好场所。
十一年后的会馆大修
古话说“凡事贵在持久”。舒成龙的可贵之处，不光在于创建河间会馆，更在于之后对会馆的建设、管理仍然尽心尽力。
乾隆三十三年春天，舒成龙从山西雁平道卸任归京，来到河间会馆，发现里里外外的房屋已经年久失修，有的房间破裂倒塌，屋内器具缺少，甚至损坏大半。看到自己亲手建成的同乡会馆已是这般模样，舒成龙喟然叹息，立志修缮，却因为其他事没能立刻实行。
两年后，朝廷在正常科举之外开科取士，士子即将来京考试，河间会馆又要派上大用场了。舒成龙又兴修缮之念，可盘点一下会馆家底，实在有些惨淡。六月初，舒成龙带病来到会馆，从当铺预支取了四年房租，又借贷了千两白银，之后召集工匠、准备材料，补造器具、增建房屋，糊裱油饰、日夜赶工，终于使会馆内外焕然一新。
之所以如此加紧修缮，是因为七月马上就到，舒成龙生怕因为食宿不周，耽误了河间府的士子们进京赶考。
会馆修好后，七月份，河间府士子进京，仅住进会馆的就有三百余人，可见河间古郡文风之胜。即便这样，因为客满，仍有众多士子而不能住宿于此。
二百多位学子的感念
别小看新添置的河间客寓，工料、器具，得需千两白银才能修缮齐备。舒成龙考虑到借贷过多，恐怕房租难以偿还，于是又捐出银四百两，先修竣部分房屋，其后再兴修另一半。河间会馆的右边有一所房子，房主愿意出让，舒成龙又计划买下来，可以作为任丘客馆的书屋。乡试之前较早进京的士子们，可以在其间诵读，还从京城请来名师辅导，酌情发给薪水。
从此之后，整个河间郡的绅士到访京城，可以直接入住河间会馆，“有如归之安，忘羁旅之苦，宿宿信信，皆舒畅顺适而去”，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乾隆三十五年秋，河间府的200多位士子举人们感念于舒成龙“敦笃乡谊、不忘桑梓”之美意，特地刻碑立石，以纪念他为河间会馆忙碌十余年，仁至义尽、识远力卓、有始有终。
会馆作为一地士人在京城的“落脚之地”，不光在于“建”，还在于“管”。
创建之初，会馆并没有固定的管理者，而是由河间府在京任职的官员轮流管理，称为“值年”。但是，担任“值年”的京官往往因公务繁忙，顾不上到会馆亲自打理。于是，舒成龙与几位同乡好友共商长久之策。最后，确定请一位专职“馆长”常住馆中，执掌馆务，名为“值客”。
从帐目收支、馆外房租到年度修缮、勘估物料，日常事务由“值客”管理，“值年”仅负责审核，修缮等大事仍由舒成龙酌情定夺。会馆还设立“登名簿”，对往来会馆住宿的河间府同乡，逐一注明乡里籍贯。
会馆文化的活化石
乾隆三十五年，边继祖、纪晓岚、李中简等人亲自拟订《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对会馆运行、住客管理均定出详细规章，以为后人遵守。
谁有资格入住会馆？
《规条》明确指出：会馆原为参加乡试、会试的贫寒士人以及在京等候官职的候补、候选官员而设，除此之外，“别有事故者”“概不留寓”。候补的京官入住馆内，一旦任事赴任，一个月左右就应移出会馆，不得常驻在此，更不得携带家眷入住。如果赶上举行乡试、会试的日期，所有入住的候补官员都应移出会馆，让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优先住宿。
河间会馆中的日常事务由轮流值守者负责，从日常维护到分发客房，每个住馆人都“不得多占，不得拣择”。馆内有六所厨房，几个房间共用一所厨房，不得自设炉灶，以防火灾；馆中设施不得私自移动，如有损坏应照价赔偿。《规条》强调“会馆乃冠裳之地”，要求同居馆内之人互相尊重、讲究礼节，不得藏纳赌具、酗酒生事，更不得招引戏子、缝衣妇女等入内，以维护秩序。
此外，《规条》还对在乡试、会试中取得功名、官职的人规定出不同的捐款数额，以接济同乡贫寒之士或遇有突发事故接济之用。
北京虽然会馆众多，但因为年代久远，流传至今的会馆规章已经不多，这份《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及《河间会馆值年值客规条》，堪称研究会馆文化的重要档案。
古瀛会馆旧址寻踪
说到此，很多人会好奇追问：河间会馆的旧址在哪里？
在科举时代，会馆曾为河间同乡送往迎来、节日聚欢乃至于商量善事义举的知名之地，但在科举停办后，逐渐成为杂居之所，与河间早已失去联系。然而，最近几年来自北京市的会馆资料，则提供了关于河间会馆的一些零碎线索。
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东面，有个骡马市大街，明清时期是个兴盛一时的骡马交易市场。骡马市大街以南，有很多始建于明代的老胡同，胡同里曾云集着全国各地的“驻京会馆”。在这些胡同中，有一条南北向西偏斜的曲尺形胡同，名为果子巷。明清时期，这条小巷的南北段有很多售卖干鲜果品的店铺，所以称为果子巷，当年的河间会馆就在这条小巷里，又称为古瀛会馆。
明清时期，北京城区划分为“五城”，即：“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每城下辖若干个“坊”，河间会馆即位于南城的“日南坊”。至于河间会馆的具体位置，有资料称在果子巷69号，也有资料称河间会馆在果子巷77号，曾作为北京宣武区房管局办公地点。这些线索，还需要进一步访查、考证，方能确认。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宣武区政府对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存进行盘点测量，出版《宣南鸿雪图志》，其中也记载到果子巷有古瀛会馆。《北京会馆档案史料》载《河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各郡县馆房地产清册》（1951年）中记载，“古瀛郡馆 宣外驴驹胡同六号 市亩 3.263 共楼房瓦灰房三十五间 同乡分住无租 古瀛郡馆 琉璃厂二四八号 武学书店租用 仅有地皮权”。说明到此时，河间会馆仍保存了多个院落。
驴驹胡同是一条很短的胡同，在地图上如同“对勾”一样，北口与果子巷延续，这条小巷好似一段烟筒的拐脖子，北南段与东西段合并不足百米，北南段叫果子巷，拐角向西叫驴驹胡同。前述记载的河间会馆门牌编号，出现了“驴驹胡同”与“果子巷”两个版本，可能是因为南北方位不同造成的。
古今名人与河间会馆
碑记资料表明，舒成龙的“会馆工程”曾得到河间府众多名人的鼎力支持。这其中，戈涛、边继祖、纪昀、李中简，还有戈涛的弟弟戈济，其才气都在京城名闻一时，而纪昀还是《四库全书》总纂官。
遥想京城当年，纪晓岚、戈涛等人在河间会馆，定然是“不时小聚、共叙乡情”。而这些名人的诗文作品，恐怕有少在会馆饮宴时的唱和之作。
明清时代，河间府的读书人来到偌大的北京城，或许觉得举目无亲、事事难办，甚至吃不起饭、住不起店。但在河间会馆，各位同乡找到难得的乡井气息，一种全然回到故乡的感觉油然而生。悠悠数百年，不知多少贫寒的读书人因为河间会馆提供吃住，才度过艰难之日。
河间会馆甚至成为河间士人一个重要的对外联谊平台。道光二十年七月，曾国藩曾移居果子巷居住。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曾专门拜访河间府肃宁人苗仙露，称苗“河间人，精六书谐声之学”，并对河间“君子砖”产生浓厚兴趣，很可能就是他在果子巷居住期间，通过河间会馆与众多河间府名士成为好友的。
如今，北京的数百家会馆大部分已消逝于历史的云烟里，“河间会馆”的遗址也渐渐少为人知。只是，那一段河间府才子们重诚守义、积德累善的故事，永远值得人们赞叹、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