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得沉，醒来才知道刮了一宿的大风。紧着从床上爬起来，慌慌跑去隔壁屋里看望老娘时，天刚擦亮儿。

娘住的屋内热气拂面。其时，她老人家仍安静地睡着，呼吸轻柔而均匀。

从娘的房间出来，在院子里，抬眼望了望这乡下黎明时分的天空。幽暗的天幕上散布着几颗亮亮的小星星，趴在西院枣树梢儿上的半个月亮，像刚从清水里捞出来一样，漾着白得泛青的光晕。刮到脸上、身上的风，明显比前些日子凉了、硬了很多，一下子就能冲淡人的懒散，让人变得神清气爽起来。我庆幸在如此寒冷的清晨，家里暖意融融。唯有暖，才会让一个人更真切地体味到清冷的妙处。

我家屋子铺的地暖。娘岁数大了，怕冷。前些年，政府还没有控煤的时候，我们家可是舍得烧煤的，一冬下来少说也得用掉五六吨从山西或者内蒙运过来的大砟。这样，炉膛里的火自然养得要比村里多数人家旺。火舌抱紧了炉壁舔舐，总是把半间屋子映得红通通、亮堂堂的。后来，政府控煤指令下来，家里接上了天然气。可天然气公司对乡下用户的天然气限量，你想多买，人家不卖。我不管那些，想尽了办法，最终还是在一入冬，就让室内的温度一直保持在了二十多度。为了娘，低三下四求人，怒目圆睁耍横，我都愿意。

年轻时因为被文学这个东西迷惑，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故意把头发留得老长，披散在肩上，整天假模假式捧着本书窝在三间土坯房里梦想着成作家，一来二去，家里穷得叮当响。村里就有人背地里骂我“二流子”。有时村街上照个面，我热着脸，嘴里大叔、大娘叫着主动跟人打招呼，人家轻慢地应上一声算好的，最怕的是有人半眯起眼睛来上下打量我，阴阴地笑个没完。那轻蔑的笑会让我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脊梁沟子一阵阵发凉、发紧，仿佛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浑身没有一处是自在的。后来日子稍稍好过些了，我就张罗着翻盖那几间眼瞅着就要倒塌了的土坯房。垫地基那会儿，夜里从小白河边儿上拉土，十几辆翻斗车的轰鸣声肯定吵了村里不少乡亲的好梦。我一个人蹲在房基上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狠狠吸烟。后半夜，开翻斗车的人里面有个上岁数的中年人找到我说，兄弟，差不多了吧？再往上垫，你这地基也忒高了吧？他一副很为我焦虑的样子。我把抽剩下的半截烟头儿狠狠啐到地上，立起身，凑近了他，然后轻轻摸了一把他的肩膀，就像我无数次在深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跑去村西大洼里抚摸那棵老槐树一样吐了一个字：垫！

家里房子盖起来，进到正房里要登七级高高的台阶。为此，我着实得意了一阵子，却万万没想到这苦了老娘。娘每次从院子深处走上来，都会气喘连连，浑身颤抖。我为此，后悔不迭。

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躺在正房的沙发上看书，亮丽而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投射进我的怀里，投得满书都是。那时，娘也在阳光里呢。她安静地坐在我的身旁，默默吸烟。箭簇一样直直射进来的阳光里飞舞着细小的尘埃，扑散到我们娘俩儿的脸上。那个时候，我总是想，如果有什么方法能够将这样的时光拉长些，再拉长些，我一定会不畏这尘世上的任何险阻，倾尽我全部的力量而在所不惜。

只要我在家，娘就会艰难地爬了那虚荣的台阶来到我的身边。比如前年冬天一个天将欲雪的上午。那天的娘有些特别，她一反往常，没了平日里小心的安静。她摸索了半天把房门打开之后，看了我一眼，张口就说，儿呀，我有点儿事得告诉你。我见娘一脸严肃的表情，口气又如此郑重，就慌慌丢了手里的书，趿上拖鞋跑过去搀扶住她。嘴里一迭连声，娘，你说、你说！娘在沙发上坐稳之后，拉起我的手说，十年前，俺在县城老十字街路口的邮政储蓄所存了点儿钱。那都是俺赶集卖小孩子们穿的老虎头鞋攒下来的。昨晚上俺心口窝儿突然堵得出不来气儿，俺怕哪天俺一觉睡过去，你找不到那钱了。

我使劲儿摇着娘柴棒一样干瘦的手掌，差点儿没把自己眼窝儿里的眼泪摇下来。

娘又说，儿啊，娘是快活了九十岁的人了。有句话，娘早就想跟你说，又怕你烦俺。我攥紧娘的手，娘，你说，你说吧，我听着呢。娘沉吟半晌，我是想跟你说，钱这东西是好东西不是？是，也不是。钱会说话呢！用好了，它说人话。用不好，它就会说鬼话。

我看着娘，娘也看着我，我看见娘扁瘪、皱巴的嘴唇抖个不停。

你爹死那年，为了发送他，俺瞒着你借了一千五百块钱，咱们刚埋完人，人家就追上门来逼着俺还账。这是钱在说话呀！说的啥？还不是人家在说谁让你小子不正干，不知道挣钱来着！人家那是怕咱还不起他嘛！娘说着，嘴角儿竟挂起一抹笑意。在我看来，那笑里显露出来的不是欢乐，而是难言与苦涩。

（全文见“沧州作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