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岁的女孩，躺在病床上，看上去像是睡着了。

她得了一场重病，已经被判定为脑死亡，靠药物和呼吸机维持着一线气息。

病房外，孩子的父母已经哭得双眼通红。刘植庄陪在孩子的父母身边。

刘植庄也是一名父亲。看着即将失去孩子的这对父母，他的心里泛着说不出的滋味。

他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如果这次器官捐献成功，这个女孩至少可以救活三个人——她将以另一种形式让生命延续。

第一次“协调”

刘植庄的工作，有一个不大为外人知道的名字——器官捐献协调员。

46岁的刘植庄，是沧州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

2014年秋天，沧州市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刘植庄是其中一员。

由于工作需要，当年不到40岁的他，经过学习、培训，获得资格证书，成为沧州市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

他们的职责就是，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并负责与捐献者家属沟通，尽量使捐献工作能顺利进行。

女孩的器官捐献，发生在2014年，那是刘植庄第一次参与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刘植庄清楚地记得，当初他和另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接到女孩主治医生的信息后去医院的。

主治医生已经告诉女孩的父母孩子的真实病情，并提到了器官捐献的相关信息。

女孩父母表示，可以考虑。

刘植庄和同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赶去医院和女孩父母见面的。

刘植庄记得，第一次和女孩父母见面，面对刚刚得知噩耗的两个人，他和另一名协调员根本不忍心提器官捐献的事。

他们只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陪在女孩父母身边，并了解了孩子的病情，告诉他们先给孩子治病，尽最大努力治。

慢慢地，等到女孩父母情绪稍稍平复后，刘植庄才跟他们沟通捐献器官的事。

女孩父母答复，他们想再等等。

刘植庄说，他能理解女孩父母的心情，他们期待医疗奇迹的发生。

那次，刘植庄和另一名协调员前后与女孩父母沟通了三四次，女孩父母最终确认：女儿没有救治希望了。

刘植庄告诉他们，器官捐献出去后，也算是孩子的生命在延续。

听到这时，女孩父母再也控制不住，号啕大哭。哭过之后，他们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

和最后的生命“抢时间”

从女孩进入脑死亡状态，到女孩父母签字捐献器官，用了差不多两天时间。

在病房外陪女孩父母等待的过程中，会有医生经常出来，告诉刘植庄女孩的各种指标状况。

刘植庄说，虽然靠药物和呼吸机能维持着女孩的呼吸，但时间越长、各项指标的状况会越差。

比如说，如果女孩出现尿量过少的状态，基本上表明患者进入肾衰，时间太长的话，器官就失去捐献价值了。

刘植庄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就得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做好家属的工作。

像这个女孩父母的这种状态，算是比较顺利的。他也遇到过不顺利的情况。

刘植庄记得，有一位患者已到了临终时刻，医生把患者情况告诉了守在病房外的一名患者直系亲属，这名直系亲属表示同意做器官捐献。

但现实情况是，这名患者的直系亲属中有人并不同意器官捐献。

刘植庄说，这种情况是比较让人挠头的。

挠头归挠头，但工作还得做，而且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工作做好。

刘植庄和另一名协调员，先安慰了这名在场的直系亲属，并了解了患者家里的情况。

同时，他们也请这位直系亲属，帮忙做家里其他成员的思想工作。

等到其他的直系亲属到场，刘植庄把患者的现状、器官捐献的意义，跟他们细细地讲明。

刘植庄说，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站在患者亲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把他们的顾虑一一排除。

经过近两天的沟通，最终，这名患者的所有直系亲属都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了字。

刘植庄根据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也为他们申请了国家给予的人道救助。

最后，这名患者的器官，顺利地完成捐献。

每到这个时候，刘植庄说，自己的心里都会有种放松感，觉得一个即将结束的生命又可以延续了。

遗憾与尊重

对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沟通后捐献不成功也是常态。

刘植庄说，今年有个献县的老人，在去世前表示要捐献器官，他唯一的女儿也同意。

但老人的兄弟、侄子比较多，对于老人捐献器官这件事，他们不同意。

他们觉得，按照当地的传统，老人去世了，就要入土为安。

刘植庄他们去了村里，几次劝说，但老人的这些本家弟兄以及晚辈都不同意。

最后，这位老人的器官也没有捐献成功。

还有一位男子出车祸送到医院后没多久，就进入了脑死亡状态。

经过刘植庄和同事的沟通，男子家属也同意捐献男子器官。

但男子是车祸而亡，车祸是谁的责任造成，司法机关需要进行司法鉴定。

所以，虽然直系亲属都同意，但是这名男子的器官没能成功捐献。

刘植庄说，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人对器官捐献这件事，了解得太少。更多的人则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觉得家人去世，还是按照传统方式办比较好；也有家属怕捐献死者器官后，被别人议论。

刘植庄说，这些都是器官捐献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尊重死者家人的选择。

“摆渡”

刘植庄说，捐献者和家属这样的拒绝是很正常的，因为让人转变内心既有的观念是一个很困难、很漫长的过程，捐献者和家属一定会承受很多压力。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也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存在的价值。

从2014年沧州市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到现在7年的时间，沧州市共有183人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有5人完成了器官捐献，17名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因此受益。

也就是说，有17条生命，通过别人捐献的器官，又得到了延续。

刘植庄说，不管是协调过程中被人拒绝，还是签订器官捐献同意书的过程有多么艰难，一想到这就感觉一切都值了。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我国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第11年，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受器官来源、经济条件、医疗条件的限制，每年仅有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刘植庄说，30万和1万的数据比，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也意味着，他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经过几年的努力，刘植庄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到器官捐献志愿者的队伍里来。这是他和同事最愿意看到的，因为每当有一个人捐献器官，就意味着又将有一条或几条生命可能得到延续。

有人说，器官捐献协调员是生命的“摆渡”人，一边是患者生的希望，一边是死者生命的延续。

刘植庄说，其实他们最想感谢的就是器官捐献者和家属们的支持，这是他们工作中的最大动力！

（本版照片由沧州市红十字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