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华的澡洗得隆重。四个陌生人围着他，接连给他换下棉衣、睡衣，然后是内衣、袜子，再遮上一层厚厚的浴巾。他本人就舒服地躺在紧靠阳台的单人床上。

妻子章正英则倚着房间门口，时不时和那几位陌生人搭话：换洗的袜子在床底下……这是干净的毛巾，白的是洗脸的，条纹的是洗脚的……他的腿瘫痪了……

上门助浴是起源于日本的一项为老年人服务的项目。雇主出一定的费用，助浴师会带着可折叠的浴缸、一系列洗浴用品，和能够保护老人安全的洗浴手法上门，在一到两小时内，搞定一次全流程的助浴服务。

这是姚大华第四次享受上门助浴。四个陌生人，其实也不再陌生。女助浴师聂积燕、男助浴师金启峰，还有一名助理助浴师、一名护士。

对于受客观条件约束，多年不能洗澡的失智失能或独居高龄老人来说，助浴的意义是不容小觑的。它带来的不光是身体的自由与解脱，更是一种久违的体面。

两年前，上海才刚刚出现这项服务，到目前，就已发展出三家上门助浴服务商。姚大华选择的福寿康公司，是其中之一。

走不进的“门”

折叠浴缸有近1米宽、1.5米长，需要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姚大华家一楼的客厅，则早已腾挪出一片安置浴缸的空地。只要组装好浴缸和水管，打开热水器阀门，助浴师便可工作了。洗罢，浴缸放水，还能轻易收起。

在日本，绝大多数老年人家庭都能达到折叠浴缸的使用标准：两三平方米的空地，上下楼用的电梯。但同样一套设备，想要进入一些上海老人的家门，却没那么容易。

黄浦区的老式里弄，有人购买了上门助浴的服务。房间门头矮，楼梯间却又高又窄。抬着浴缸，金启峰每次都要左躲右闪地往上爬。竖着、侧着、斜着，一遍遍调换角度以求把浴缸塞进那道门里。

普陀区多是老工人新村。有个客户的房子，客厅、餐厅、卧室是同一间。浴缸搬进了家门，却没有地方放。搬走了餐桌、纸箱，又搬开了床，勉强放下浴缸，留给助浴师站立的空间只剩15厘米宽，根本转不开身。

“三分之一的客户家庭条件其实挺苦的。有时候一天洗6家，一半人家没热水。”聂积燕说。热水成了老人走进浴缸的阻碍。助浴师随身带的加热泵，烧一暖瓶水需要5分钟，把老人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用上，烧满一缸40度左右的洗澡水，需要近一个小时。

购买了助浴服务，签订了助浴合同，洗与被洗的关系正式成立。但即便浴缸抬进了家门，一些老人与助浴师之间，仍立着一堵厚厚的高墙。

第一次去杨浦区一位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家助浴，聂积燕的内心像坐了一趟过山车。情绪稳定时，老人静静坐着，配合护士做健康评估、换衣服。突然情绪变化时，老人紧紧裹着被子，甚至咬住被角，不让任何人靠近。一件T恤，穿脱了几次，老人还是没能成功地走进浴缸。

金启峰还经常会被客户关在门外，理由是他的性别为“男”。普陀区一位女性脑梗患者购买了助浴服务，患者丈夫见到金启峰第一眼，“啪”就把门带上了，“来个男的做什么”。

一些男性家属决不允许男助浴师靠近自己的妻子，即便是“搭把手”也不行。尽管根据日本引进的助浴规则，老人的隐私全程会被保护在浴巾之下，也只有同性助浴师可以负责隐私部位的清洗。但在上海，“让男人给她洗澡，我心理上过不去”，是男性家属相对普遍的心理状态。

有意思的是，如果是女助浴师给老年男性洗澡，通常不会遭到拒绝。

风险下的抉择

助浴一次的费用是450元。这在上海是相对普遍的行情。贵吗？听上去似乎有些贵。但不少老人是愿意掏这笔钱的。

徐汇区一位钱老先生，照顾瘫痪的老伴多年。子女皆孝顺，经常送来大量的补品，唯独给老人洗澡这件事，是一家子的难题。要知道，抬起一名75公斤重的老人，可不像扛起一个75公斤重的大包。想保证老人的平稳安全，需要两三个人同时均匀地施力，光靠手的力量还不行，需要有一定搬运技巧。这也是为什么每个助浴组里，总要配置一两名男助浴师的主要原因。

家里人很难帮助一个瘫痪病人完成洗澡的动作，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擦拭，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几乎每个长期卧病老人的房间，都弥漫着身体的味道、尿液的味道。味道的浓度可能取决于老人瘫痪的程度，以及日常护理照料的程度。如果有机会，许多老人都希望洗去这股味道，以及清洗时间长了粘连打结的头发。洗个澡，除了洁净感带来的身体的自由与解脱，还包括久违的、有人愿意靠近的体面。

虹口区的王阿姨瘫痪在床11年，她甚至忘记洗澡是什么感觉。第一次享受助浴，身体碰到水的那一刻，王阿姨几乎全身都在颤动。

从医学角度讲，老年人洗澡有诸多好处，但也存在一定风险。人体进入高温水中后，为适应环境，血流速度会加快，心跳也会随之变快。为保证助浴安全，每次洗澡前，一名护士会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浴缸里，也始终插着一支水温计。身体健康者，水温严格控制在42度；如老人有心脏病、糖尿病史，温度还要再低一些。

“第一次洗澡的客户，十个人里有一半会存在紧张情绪。”聂积燕说。这时，有些原本血压平稳的老人，血压会忽而飙到高压160。问及原因，看到异性助浴师时的“害羞”情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对自己身体承受力的担忧。相当一部分老人会或委婉或直接地问助浴师，我会不会洗个澡把自己洗没了？

而一旦他们走进浴缸、放下了关乎生死的忧虑，大多数老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购买助浴的服务，费用似乎不是左右他们做决定的关键因素。

久病床前那些事

助浴本身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老人被移至浴缸内，助浴师按照特定的手法和力度，寻找着每个老人舒适与清洁的平衡点。从头洗到脚，再仔细冲淋一遍，不过几十分钟。算上前期准备的功夫，助浴师待在老人家里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但他们却几乎可以看到一段家庭关系的最隐秘处。

松江区有位老人，是一位认知障碍者。第一次洗澡时，她向助浴师们吐口水，着急了还动手打人。磨了一上午时间，她还是不愿意进浴缸。老人的女儿从一开始的好言相劝，到轻声埋怨，最后气急败坏地赶走了助浴师。“她女儿觉得整件事情都怪我们，导致澡也没洗成，还耽误她做别的事。”实习助浴师聂狄说，这样的子女，在久病老人的家里很常见。“父母的病消磨了他们全部的耐心，满心的委屈总要找地方宣泄出来。”

多数老人助浴，是子女出钱，抑或子女持同意的态度。有的老人询问助浴师，洗一次澡要花多少钱？为免老人心疼，助浴师还会帮着子女隐瞒真实的价格。但相对立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有老人想花钱洗个澡，临到掏钱的时候需要征求子女的同意。退休金在子女手里，老人轻易也动不得。

洗一次澡，一个老人日常真实的互动关系也能一目了然。独居在奉贤区的林景怡，第一次购买助浴时，喊来了平日照顾自己的护理员大姐。根据林景怡的护理评估等级，护理员大姐每天会到家对她进行一小时的护理服务。这日，林景怡特意改换了护理员上门服务的时间，让护理员大姐在洗澡时出现。她现在是林景怡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依靠。

有的老人，明明一个月只有4000元退休工资，却愿意拿出2000元来，每周洗一次澡。不为别的，每次洗澡，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光。四个助浴师在原本不大的屋子里走动着，有人气。老人愿意把一肚子的话趁机倒出来。助浴师走时，老人会依依不舍且慎重地约好下一次洗澡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像对待一次重要的约会。

最后的守望者

一个月前，徐汇区的李锦妹女士走了。走之前，此前3年没碰过水的她，已经连着洗了8个月的澡。聂积燕是她固定的助浴师。

因患尿毒症晚期，医生告知李锦妹的家属，病人只有3个月的寿命，临终的生命质量恐怕不会太好。丈夫为她做的最后几件事里，就包括签了一份定期助浴的协议。每个周六下午，聂积燕会带着队伍准时到。洗到第四次时，李锦妹的丈夫把助浴部经理林雪芹也一同请来，他想托付一件重要的事。

“老先生说，阿姨终归是要走的。如果哪天阿姨不行了，能不能不管多晚，请我们一定要来帮她洗最后一次澡，让她清清爽爽地走。”林雪芹郑重地允诺下来。像李锦妹这样向死而生的客户案例，他们此前遇到的并不多，这显然是一份无可推却的信任。

聂积燕清楚记得，去年夏天，住在静安区的吴先生曾委托助浴师上门为临终的父亲洗浴。护士上前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时，吴先生摆了摆手，掏出医院开具的出院小结。上面的意思很明确，病人的日子不多了。吴老先生的两个女儿也陆续赶来，他们想用一次洗澡，让父亲体会最后的舒适和温暖。

在场所有人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架起浴缸，打开热水阀门。“其实老人当时的状况已经不大好了。进浴缸前不停地呻吟，我们特意加快了洗澡的进度。理完发，擦干身体，把老人放在床上的时候，他长舒了一口气。他走了。走时头发是蓬松清爽的，脸也干干净净。”聂积燕说。

而李锦妹并没有等到这一天。意外发生在凌晨两点。丈夫犹豫再三，还是选择在第二天的上午11点，拨通了林雪芹的电话。“老先生说，小林，你李阿姨走了。没什么遗憾，就是最后的澡没洗成。”

事后，林雪芹反复纠结，今后还要不要接下这样的临终客户，要不要把临终沐浴做下去。这不光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整个助浴从业者团队对职业本身的认知。

就在今年，福寿康公司将“天使沐浴”（临终助浴）作为一个专门的项目推向上海市场，他们想要探索一套符合本土习俗的仪式流程，用洗浴来维护一个老人在世间最后的尊严。

据上观新闻